印度人素来以逻辑清奇、猜忌心重著称，神经异常敏感。可是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国家赢得了印度自上到下的好感，它就日本。印度报纸反华歇斯底里，对于中国毫不客气，谩骂、挖苦、造谣、冷嘲热讽，一年从头到尾不停歇，可对于日本却极为宽容，极少报道日本的负能量，更绝少提及二战时日本的恶行。日本在印度是一个朦胧而又美好的存在，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
当中国企业还在为争取建立印度工业园而奔走呼号时，日本的工业园已在印度持续运营多年。印度首都德里到著名旅游景点斋普尔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一处大型的日本工业园；当一家中国车企还在为印度的厂址为煞费苦心时，印日合作的马鲁蒂轿车早已遍布印度的大街小巷，成为印度人的最爱之一。印日关系之密切超出了一般中国人的想象。
印日基情四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一名印度法官力挺日本，坚称日本战犯无罪，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多年后，这名法官访问日本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表示自己早年就很仰慕日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典范。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无视中国人民所遭遇的暴行和屠戮，这名印度法官的自私和奇葩让人大跌眼镜。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日本人专门在靖国神社为他立了纪念碑，让他能与他的战犯朋友们朝夕相处。这名印度法官成为印日关系纽带中的重要一环。
还有钱德拉·鲍斯。鲍斯在中国名气极小，大概只有南亚研究圈为数不多的人知道他，可他曾在印度显赫一时。鲍斯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后因甘地等人排挤，出走国外，先后寻求过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支持，最终在日本的扶植下，收罗了东南亚地区英军战俘中的印度士兵，组成了印度国民军，一路向西进军，意欲推翻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看起来，鲍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可是结合当时印度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又成了不少印度人眼中的民族英雄。正是由于社会对于他的正向评价，加尔各答才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机场。爱屋及乌的心理，印度人便自然也对曾经支持鲍斯的日本也产生了好感。
实际上，印度诞生以来，印日关系长期友好稳定，高层互访不断。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出访的第一个大国便是日本，见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那时起，两人已举行了四次峰会，基本每年一次，互动热络。还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安倍就曾受邀作为印度共和国阅兵的主宾，观看阅兵。政权的更迭、政党的轮替并没有影响到印日关系。
显然，维系印日关系的并非完全是历史因素，还有双方经济和战略上的考量。印度发展需要钱，日本又想对外输出资本，两者有着利益上的契合点。想到印度市场搏杀的还有中国企业，可是印度疑心过重，常以有色的眼光来审查它们，导致中国企业难以在印度有大的作为。相比之下，印日没有重大利益冲突或纠纷，日本的钱用起来放心踏实。正是如此，纷纷攘攘多年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最终落入日本囊中，中国企业成了陪跑者。2014年，莫迪访日时宣布，印度会在总理办公室下设一个小组，专门服务日资。日资在印度享受了超级待遇，远非中资可以比拟。
单纯经济上的互利还不足以让印日关系达到今天的高度，战略或安全上的考量成为两国的重要凝结剂。众所周知，印度和日本都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还与他国结伙冲击入常，具有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至于安全上，日中关系磕磕绊绊，印度又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在遏制中国上印日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这一点在印日关系中的分量绝不会低于经济利益的分量。
对于当前的印日关系，出身印度军方情报系统、现为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的谢刚（中文名）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国间存在同盟关系，由于当前的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没有它前两届那么积极，印日正一起解决地区问题，保护它们的利益。
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对印度存在着极大的误判，一是认为印度同属发展中国家，对华友善，可以拉拢，二是认为印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倒向美日。第一点的错误已为近期的洞朗对峙所验证。第二点的荒谬早在中印战争中便已表现的淋漓尽致。战争中，惊慌失措的尼赫鲁主动向美国求援，战后印度又开始倒向苏联，与苏联缔结了准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奠定了印苏（俄）特殊关系的基础。
当前，尤其是莫迪上台后，印度倒向美国、意欲与美国形成准同盟性质的趋向明显，印日美已在印度洋和南海形成了初步的战略协作，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协作还可能会深化。认为印度还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思维，也是不愿正视现实的鸵鸟思维。
陈新津（原环球时报驻印特约记者）
印度奉行何种外交政策，大概标准有两个，一是提高印度的地位和实力，二是打击和遏制中国。而为了达到后一目标，印度是不惜和魔鬼接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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