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据辉子夫人说，她还保留有包括在战争时期伊东从中国寄回日本的书信，那些书信详细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状况。而与那些事物所记之详相对应的，便是伊东夫妇对中国所关切之深。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像伊东那样同中国政要保持如此深的信任关系了吧。
孙感叹“最近的中日关系有点缺乏‘人情味’”以来，少说也有21年了。在这期间，中日关系经历一番波折，日本对华感情已经大不如从前。
2017年12月23日，内阁府发表了《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以全国18岁以上男女共3000人为对象，10月26日~11月5日实施，回收率60.1%），据这份调查，对于现在的中日关系，“认为良好”的有14.9%，相比上一次（2016年11月）上升了2.4个百分点。另外，“不认为良好”的有79.8%，，相比上一次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出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丝改善的征兆。但实际上，在孙平化刚去世时的1997年9月~10月，据当时总理府的舆论调查，“认为良好”的有45.6%，而“不认为良好”的为44.2%，前者还要多一些。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改善两国关系是当务之急。
日本应谦虚对待亚洲历史遗留问题
在历任菲律宾总统之中，我受菲德尔·拉莫斯总统关照最多。尽管菲律宾对日情感并非不好，但我在驻马尼拉期间，还是慢慢发现了人们深层观念中存在的一些微妙感情。1991年5月31日，那天是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FOCAP）会长选举的日子。当时，FOCAP会员有大约200人，其中欧美日等外国记者有60~70人，其余三分之二为在外国媒体工作的菲籍记者和助手。按照惯例，会长职位由外国人和菲律宾人以年为单位交替担任，那一年轮到了外国人。
会长选举之前，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马尼拉记者站站长的菲律宾人把时任副会长的我叫做“长老记者”，并推荐我为候选人。我回应说：“我英语不好，也不太自信。”紧接着，头发花白的他开始向我说起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经历，说他曾做过抗日游击队员，在山上树丛中用望远镜监视日本军舰的动静。他又说：“FOCAP至今为止没有菲律宾人以外的黄种人会长。这个时候由你来，尤其是作为日本人的你来担任会长，具有很大的意义。”
当天选举结果出来，我以86票当选，超过了新西兰籍竞争者的60票。
包括担任FOCAP会长时期，菲律宾阁僚中同我见面最为频繁的是时任外交部长劳尔·曼格拉普斯，有时我还会在晚上前往其个人住宅打扰。
曼格拉普斯在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抗日活动被日军抓为俘虏，直到逃脱之前的两年间，他遭到宪兵队的拷打，左眼因此失明。在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手下，他曾担任过反日战线广播台的播音员以及联合军从军记者。1945年9月2日，重光葵外相作为日本全权代表于停靠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他也在现场采访。
我曾在采访曼格拉普斯时（1991年11月8日）听其详细描述了被宪兵队逮捕的经历。1942年8月25日，曼格拉普斯还是名校雅典耀大学的学生，那天早上，有几名宪兵队的人出现在他的家里。他的母亲面对宪兵队说：“我儿子现在不在这里。”年轻的曼格拉普斯在床上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担心母亲被宪兵队带走，自己走到玄关来了。
曼格拉普斯平静地说：“战争中最苦的不是成为俘虏之后受到拷打的经历。我最受不了的，是宪兵队在我一边咒骂母亲是‘骗子’，一边当着我的面打母亲耳光。”不过，战后他还是让长子来到作为雅典亚大学兄弟学校的上智大学留学，而长子之后也在日本企业就业。他释怀地说道：“这意味着，我在个人层面同日本和解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