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研究】朱翠萍：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内容提要】特朗普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威胁”和维持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意图将多个具有实力的大国和中等强国置于“印太”大棋局之中，以应对中国崛起并形成美国霸权之下大国相互竞争与制衡的均势格局。其中，美国是“印太”战略的主导国，中国是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印度是美国倚重的对象。但印度因素是一个变量，其政策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与可塑性双重特点。虽然“印太”战略目前还处于构想阶段，更多是一种“战略威慑”，未来是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所引发的中美战略博弈必将持续。基于此，中国应该从地缘经济视角将印太两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并结合“一带一路”而谋篇布局，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挖掘印太地区地缘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加速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融合，并适时创造和利用地区安全中的合作契机，推进与相关国家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共建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地区秩序。

本文是国家海洋软科学研究项目 “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17 年 10 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在不同的场合炒作“印太”概念或渲染“印太”战略构想。时任国务卿蒂勒森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定义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时，以“印太”替代传统的“亚太”地缘概念来界定美国亚洲战略框架中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区域;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作为美国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地区;  美国国防部2018 年1 月 19 日发布的《2018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与中俄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才是当前美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首先要考虑的威胁或挑战，“印太”地区超越欧洲和中东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首要关切，而且，为了构成“可置信的威慑”，2018 年美国还采取了一些实质性举措。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2018 年 5 月 30 日在夏威夷宣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并于2018 年6 月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 2018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系统阐述了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白宫还在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布了美日“印太”战略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海洋安保与防灾减灾。这些举措为“印太”概念再添热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重视与推波助澜，“印太”战略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

美国新一轮“印太”战略构想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相比，共同点是都意欲通过美印日澳四国同盟特别是倚重印度的作用，以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相比而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目标更直接，丝毫不隐藏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不仅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的战略关切，而且还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太”概念是美国主导下美印日澳以制衡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而建构的一种“战略威慑”，该“战略威慑”不仅有利于培植盟友和建立美国主导的多层次战略同盟和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以阻止印太地区出现一个实力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而且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单元以利于重建美国霸权主导之下的亚太权力均势格局。实际上，特朗普政府 2017 年的“印太”战略构想以及 2018 年以来推出的举措，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尽管美国的“印太”战略虚多实少，更多还处于战略构想与探索阶段，但也需要重视这一战略思潮给中国及其周边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美国是“印太”战略的主导国，中国是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印度是美国倚重的对象，但印度因素仍是一个变量，印度政策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与可塑性的双重特点。虽然印度还谈不上有“印太”战略，但印度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判断、评估以及美印互动对“印太”战略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将重点分析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考量、美印战略与安全互动对中国造成的可能影响及中国维护印太地区海洋安全格局的战略举措。

一、特朗普政府“印太”构想的战略考量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就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虽然目前“印太”战略还处于构想阶段，更多是一种“战略威慑”，未来是否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将中国设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所引发的中美战略博弈必将持续。美国战略界普遍深受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虽然美国至今仍然拥有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绝对控制权，但近年来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正在呈现的霸权相对衰落趋势，加剧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之后必将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担忧与焦虑。为了防止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实力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以及阻止中国成为亚洲的“霸权”，美国前后两届政府的战略目标如出一辙。如果说奥巴马时期的“印太”概念更多出于“心血来潮”，特朗普政府高调渲染的“印太”战略则是对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继承与发展，是美国将印太两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战略布局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新制衡”战略。

美印日澳都以不同的方式且不同程度地呼应并炒作“印太”战略，但美国毫无疑问是决定“印太”战略走势的国家。在美国“印太”战略构想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内，虽然有不少分析认为涵盖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大海域，但从美国战略意图看，其所聚焦的核心区域是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地区。围绕这一核心区域，美国战略构想的主要意图包括:第一，在印太两洋地区建立战略支点。美日印澳四国拥有在印太地区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共同需求，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是选择东(印度)西(日本)南(澳大利亚)三个战略支点，从三个方向投棋布局，以阻止世界出现一个能与美国即便是在亚洲进行力量抗衡的国家。第二，发挥印度的作用。美国希望印度发挥“准盟国”的作用，利用印度在东印度洋的战略优势向西太平洋施压，特别是通过在环孟加拉湾投放更多军事力量以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并对南海问题施加压力，以制衡中国影响力从西太平洋向印度洋方向的拓展。与此同时，寄希望于印度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印度洋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鼓励印度成为印度洋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这不仅符合印度追求“领导者大国”的目标，满足印度渴望大国身份被认同的心理，更契合了印度借势借力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及应对“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意图。第三，建构并升级“中国威胁论”。通过建构、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断升级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南海利益声索国(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对来自中国崛起的“不安全”认知，促使这些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附美国，也为美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南海问题寻找借口和机会，以保持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优势与影响力。进一步地，通过深化与新加坡、越南的军事与安全互动，制造地区冲突以实现美国在南海所谓“国际自由航行”的霸权目标。不仅如此，美国很可能利用当前中印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鼓励印度为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制造障碍，阻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显而易见，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中，其考量存在两个关键性因素。

一是中国因素。中国是美国“印太”战略考量中主要针对的目标。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带来的地区影响力上升让美国感到焦虑、不安和不适应。特别是 2013 年 9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所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被美国战略界普遍解读为中国正在追求成为亚洲霸权，并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竞争影响力，以至于越来越难以确定包括合作、竞争、制衡与冲突在内的“4C”将如何塑造中美战略关系。事实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地缘关系最复杂、历史文化差异最大、宗教民族冲突最严重、国家和区域局势最动荡和大国关系最纠结的地理区域。虽然该倡议的主要意图在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拓展新的空间，而非开展与美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冷战”，但是“一带一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与信任赤字。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该倡议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将其看成是中国扩展地缘影响力的举措，甚至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同时，通过对美国媒体、学界和智库等的考察发现，美国国内虽然也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之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新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已经明确认定美国当前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眼中的国际关系已经回归传统的大国政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下降了。一向以现实主义理论指导外交政策的美国，不仅以保障自身绝对安全的霸权逻辑行事，而且生硬地、不合逻辑地将中国置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背景下来考量中国的对外战略，不管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美国力图借助美印日澳的战略联盟之“势”，由实施防御性威慑转为进攻性威慑，通过制造“可置信”的威胁与提升威慑的“可信度”，实现其战略围堵之下对中国的有效制衡。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印太”战略不仅有可能通过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造成中美战略互疑升级，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大国在印太两洋围绕制海权的战略竞争，增添世界格局中的不安全因素与不确定性因素。

二是印度因素。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重点倚重的对象。首先，美国传统的海洋战略部署是将美国的海上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或印太转移，印度洋在美国海洋战略中的地位快速上升。由于美国在印度洋并不具备如同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那样的居于绝对优势的海上霸权，使得美国客观上需要寻求外部安全合作以维护其在印度洋日益上升的利益。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域内国家，自然成为美国寻求在这一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对象。其次，美印两国都拥有制衡中国的战略诉求与相互借力的共同需求。虽然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才是印度追求南亚甚至是印度洋影响力的最大挑战，但是鲜见有印度政界和学界谈论“美国威胁论”。印度对中国经略印度的周边邻国以及西进印度洋怀有天然警惕，视中国为印度崛起的最大威胁，而美国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导致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制衡中国与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是美印共同的战略诉求。1998 年，印度曾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进行核试验，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发展。为了制衡中国崛起，美印不断深化军事与安全合作，美印在民用核能领域、技术转移、武器装备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力度大幅提升。实际上，美国对印度经济领域的投资也在大幅上升。而且，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而重要的全球性角色。美国恰好在这方面迎合了印度的需求。为了拉拢印度，美国充分满足印度意欲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梦想，奥巴马时期就鼓励印度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这无形之中使得原本就自信的印度更加自信，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估自己的能力。相比而言，中国并未特别重视印度或对印关系，更没有刻意迎合印度。虽然中国不断展现大国姿态，多次邀请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共享合作收益，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家，有可能会为了龙象竞争的“面子”而放弃从中印合作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让印度陷入了战略困境，也使中印经济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这无形之中也为美印相互靠近提供了“推力”。最后，美国“印太”战略将印度视为主要倚重对象，不仅意图通过美印安全合作服务于美国应对印太地区来自于所谓“中国威胁”的战略目标，而且通过深化美印防务合作，美国意图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这也是一直以来美印合作最大的成效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原因。可以说，美印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两大重要力量，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地缘政治意义和安全意义将超越双边层面，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力量均衡和热点问题走向等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印太”战略走向的关键是美印准同盟关系是否能够形成以及印度的政策走向。无疑，印度的战略选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从表面上看，印度与美日澳深化战略合作的姿态似乎正在揭去谨慎的面纱，美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共识有增强的趋势，但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却很难发挥。一方面，印度不会轻易放弃“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在印太两洋地区印度战略与安全考量的重心始终在印度洋，西太平洋只是印度扩大影响力的延伸区域。防止印度洋出现一个除了美国之外能削弱其影响力的大国，并有朝一日能够控制印度洋，才是印度的主要目标。

二、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与威胁

美日印澳在“印太”概念下加强战略合作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联考量要素更加复杂，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加大，导致中国崛起的外部制约因素上升。无论是美国对印太地区咽喉要道的控制，还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崛起之后期待在印度洋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在太平洋发挥积极作用，抑或是澳大利亚出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价值意欲提升地区影响力，均触发了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并助推世界和地区大国竞相争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则有可能会产生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局面。因此，不是中国在威胁或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而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采取的战略、经济与安全举措对中国构成了威胁。换言之，无论“印太”是停留在概念还是构想层面，抑或已经是战略，最为重要的是，其所建构的战略威慑必将对大国博弈和小国的大国战略选择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毕竟小国总是通过对大国战略意图的认知与判断并基于对其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评估而做出战略选择。虽然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是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所引发的大国战略博弈，将使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来自“霸权的威胁”所造成的更大压力，并将对中国促进地区经济融合的善意努力产生“撕裂性”影响，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安全理念造成冲击甚至是“割裂性”影响。

首先，“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国在印太地区将面临来自“霸权的威胁”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维持均势将进一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也正如路德维希·德约所言，“国际体系刚问世就被置于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它受到霸权幽灵威胁，而这幽灵将频频再现于随后的几个世纪。”“印太”战略是美国为了应对其所感知的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建构的战略威胁，甚至是可置信的战略威慑。具体而言，美国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作为一个战略整体而布局，利用印日澳战略支点国家，特别是印度的作用来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这不仅有利于为美国直接和间接地介入南海问题提供“借口”，从而加剧南海局势的动荡，也通过制造“安全困境”来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形成干扰和破坏，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一方面希望能够继续维持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又逐渐感觉到无力独自承担“世界警察”的全球安全责任。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衰弱，“感受威胁”使其将“安全防御”战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对中国的“防御”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上升，中国被假想为最具挑战美国霸权力量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米尔斯海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写道，“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美国战略界知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也同样认为，“美国作为西半球的地区霸主，将设法阻止中国成为大半个东半球的地区霸主，这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大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7 年 11 月其亚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以及美日印澳在西太海上合作机制磋商的启动，标志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正在出现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新变化。“印太”战略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美国通过对其战略支点国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的战略引导以及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形成掣肘，从而加大中国在南海维权的难度。无论是新版的“自由航线计划”，还是探讨中的“印太”战略，都可能使南海局势再度紧张甚至尖锐化。南海历来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而南海局势的动荡一直以来都主要是美国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结果。就像斯皮克曼把加勒比称为“美国的地中海”以示其重要性，我们也可以把南海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在未来几十年这里将是政治地理的核心。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之所以能够与战略支点国家形成战略互动，进而对南海形势施加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支点国家本身在南海地区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内在的驱动力，从而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重要支柱。

以现实主义特别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导外交政策的美国，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总是变换花样且“用心良苦”地渲染“中国威胁论”，构建周边国家对来自于“中国威胁”的“不安全”感，试图将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之下的多个具有实力的大国或中等强国置于竞争性互动与战略上相互制衡的态势之中，以精心构筑有利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国际权力体系，形成“一超”霸权之下的“多强”相互制衡的均势格局。据此，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大月牙形制衡圈，将增加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刺激该地区海军军备的竞争。美国鼓励印度、日本等国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由于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存在发展障碍的情况下，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也能发挥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搅局作用，则美国可以在中日和中印“鹬蚌相争”的战略竞争之中“坐收渔翁之利”。不仅如此，美国支持南海主要声索国的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无形之中加剧了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这些所谓“反威胁”手段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不安全感，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通过建构周边小国对大国威胁的感知与认知，为南海问题增添复杂性和变数。毕竟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国际关系走向，是解决南海争端的关键。“印太”战略背景下大国博弈与南海问题相互交织，必将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与威胁。美国这一“霸权幽灵的威胁”，未来还将会从政治与安全领域逐渐渗透到经济领域。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将会被挤压，和平崛起将面临来自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威胁。

其次，“印太”战略对中国促进地区经济融合产生“撕裂性”影响，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美印日澳对“印太”概念的炒作，虽然是基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考量，却更多源于该地区地缘经济的变化，源于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印太地区。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整个世界的目光将转向印太地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可避免地朝着东西方均势方向发展，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对于美国而言，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意味着印太地区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将不断上升，战略与经济格局变化将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积极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考量之一。对于中国而言，亚洲崛起首先需要促进由马六甲海峡连接的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两大地区的经济互动与融合。当前，APEC 机制逐渐处于低迷状态，美国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东盟“10 +1”、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CEP)等次区域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激发各国贸易投资的相互需求与激发增长潜力，营造双赢甚至多赢的互利共赢经济格局，还可以为化解双边安全和地区安全中的各种消极因素提供合作平台。毕竟，地缘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为地缘经济服务的，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资本和商品在这一地区的流通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已经在战略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前，印太地区经济整合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无论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是一个地区的繁荣，其根本依赖还是基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来源于合作共赢的机制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经济整合角度看，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经济潜力巨大，也是印太地区经济整合的关键。

目前来看，美国虽然退出了 TPP，但日本接过了旗杆并将该机制修改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关系协定》(CPTPP)。如果这一机制被证明能够为美国带来利益，不排除存在美国未来会重新接管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排除美国会“标新立异”出台新的举措，通过双边方式扩大在印太地区贸易与投资的战略布局，重构有利于美国绝对话语权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印太规则与合作机制。根据霸权理论，当超级大国实力衰退时，外部竞争有可能使该大国放弃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阻，美中贸易摩擦也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个海权强国，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与发展的经济强国。海权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贸易的发展与繁荣，在互通有无中牟利，在商品交换中刺激需求、满足需求，进而促进生产，这是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权所追求的经济立足点，也是一种以交换与需求拉动的财富增长模式。2018 年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不断涌现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频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战，不仅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与合作裂痕，还将不可避免地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撕裂性”影响，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增添变数。

最后，“印太”战略将引发环孟加拉湾安全局势的动荡，并可能通过建构和升级沿岸国家的“不安全”认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理念造成“割裂性”影响，威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秩序。在印太地区，孟加拉湾接近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马六甲海峡是连接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这一印太核心区域的咽喉要道，而处于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形成一条 720公里的岛链，南北走向穿过安达曼海，临近马六甲海峡的西端。正是这两个群岛，使得印度对向马六甲海峡以及更远处投放海上力量拥有天然优势和战略自信。同时，位于东北印度洋的孟加拉湾还是亚洲重要的地理连接点，是世界第一大海湾。印度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控制强化了其在环孟加拉湾的战略地位。环孟加拉湾被认为是印度“天然的势力范围”，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核心区域。印度海军一直以来注重发展与环孟加拉湾沿岸国家的安全关系，包括执行联合巡逻、双边军演，在安达曼群岛主办两年一次的“米兰”海军演习，并在海盗、走私、难民、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等方面为该区域提供海上安全。印度海军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是这一地区的领导者，是印度洋安全产品的净提供者。与此同时，环孟加拉湾沿岸国家还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这也是孟加拉湾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意味着未来围绕能源开发而产生的战略竞争也会愈演愈烈。其中，缅甸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泰国正在成为缅甸最大的能源进口市场，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的海上边界争议、域内国家包括印度、泰国以及域外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围绕能源开采展开的竞争等，已经成为孟加拉湾严重的安全问题以及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源头。

目前，环孟加拉湾沿岸所在区域，也成为域外大国美国及域内大国印度制造并宣传“中国威胁论”的“目标区”。该区域既有传统安全问题更有非传统安全挑战，而且包括民族、宗教、领土、资源、海洋、恐怖袭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在内的冲突此起彼伏，同时还不乏走私、贩毒、贪腐、网络黑客等跨国犯罪的安全问题。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建立经济与安全区域机制以应对来自孟加拉湾的安全威胁与挑战，同时通过主动参与并积极塑造这一地区安全格局以应对中印在孟加拉湾的结构性安全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沿岸国家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与疑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孟加拉湾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日益增长，包括中缅石油管道建设，中国势必需要增加海军力量以保护港口与通道的安全。新德里和华盛顿一直担心中国与孟加拉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一地区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印度在这一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是中国周边外交和战略的重要干扰因素。美国建构和升级所谓的“中国威胁”并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所带来的威胁，还可能打破孟加拉湾一直以来不被重视甚至被边缘化的状态，引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的安全忧虑以及各国对主观安全与客观安全的感知，使得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呈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一直以来，除了印度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希望在这一海域发挥重要作用，而印度欲将海洋势力范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意图，也增加了印度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战略冲突。这些因素都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激发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及各国的不安全感而提升各自的安全需求，使这些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在环孟加拉湾，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也拥有明显的地理优势，是大国竞相争夺的目标。大国战略竞争将有可能恶化这一地区的地缘安全环境，从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全”与“共享安全”的安全观以及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理念造成冲击，割裂现有的地区安全格局。

三、对中国印太两洋安全战略的思考

近年来，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威胁、文明摩擦等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有西方学者甚至惊呼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失序的世界”。在当前旧的国际秩序被逐渐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的“灰色阶段”，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战略动荡期，或者可以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焦虑的“战略竞争时代”。美日印澳在“印太”战略构想下的合作趋势，也预示这一地区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动荡甚至冲突，内在表现形式则是相互猜疑，进而通过军备竞赛或制造可置信的威胁来应对。正如亨利·基辛格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所言，大西洋地区或西半球的冲突起因于经济因素，亚洲的冲突源于战略竞争，而中东地区冲突的根子则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以及近年来军事实力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正在崛起的中国让美国内心感到焦虑，让日本内心感到酸楚，让印度心里充满嫉妒。美国拥有在印度洋的霸权地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地位都难以撼动;印度要维护在南亚次大陆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并争取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绝对影响力;中国要保障印度洋的通道安全，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利益。这些目标目前看来是非常清晰的，而中美印在印度洋的竞争所造成的战略上的结构性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管控冲突并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

首先，在大国地缘博弈的动荡格局与印太海洋秩序的解构与重构中寻找机遇，重塑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如罗伯特·卡普兰所言，“地理确定了中国的重要位置，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区域在包括台海、东海和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未来如果在“印太”战略构想之下，中美战略竞争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印太地区，对于中国来说是压力和张力并存，机遇和挑战同在。这意味着，中美双方相互竞争与防范区域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将存在更多相互妥协与合作的空间。未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退居幕后”将是大势所趋，但美国将会想方设法塑造并利用各种可能的战略优势为中国崛起制造障碍，以维持美国的海洋霸权和在西太平洋的永久存在。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不断深化双边和多边防务与安全合作，其本身就具有很深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意蕴，也映射出世界主要大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互动与地缘竞争的新态势。特别是，美国的海军战略重点及战略性资源的配置正在由反恐和安全合作转向有效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的挑战，这无形之中会对南海局势和孟加拉湾安全局势产生影响。同时，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和印度对印度洋的排他性战略意图，必将加剧大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互动与地缘政治竞争局势下的“安全困境”。

当前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与包括朝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等的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意味着中国既面临着巨大的安全挑战，也存在大国合作的相互需求，且不排除存在大国力量平衡、复杂性安全架构与体系结构变化所蕴含的战略机遇。鉴于中国周边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两难”情势和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多边机制对力量进行制度化运作，不仅可以借助合力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能赢得合法性、认可和追随，符合中国大力倡导的新安全观的精髓。虽然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一个变量，但印日澳以及东南亚国家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判断与战略选择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中国应顺势而为，善于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寻找合作机遇，在地区海洋秩序解构与重构进程中努力寻找战略契机，将中国在“印太”两洋安全秩序与“一带一路”的推进相结合来考量中国周边安全格局重构战略，利用东印度洋战略动荡蕴含的机遇缓解西太平洋的战略压力。

其次，中国要重视对印度洋地区的投资布局，通过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加速中国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范围除了亚欧非大陆，本身就涵盖了印太两洋。过去五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经在与印度洋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中积累了很多有利条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在大国之间实施骑墙战术，意欲在安全上倚重美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通过借助第三方力量来争取更多的利益或者获得更多与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未来中美战略博弈以及周边国家实施骑墙战术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不仅要有心理准备，更需要有应对之策。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目标是维护其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要保证其在亚太地区处于支配地位，所以美国未来一定会重视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布局。中国需要顺势而为，利用自身累积的经济优势并挖掘地缘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巩固与发展印太地区包括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关系，加速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融合。毕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虽然不一定能改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无助于缓解安全困境，但却一定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压舱石。而且，相比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政治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就是为了掩盖地区冲突和潜在安全问题而做的表面文章。

最后，中国需要不断探索中美印战略博弈与“安全困境”下的中印“相处之道”。“印太”战略下的大国战略竞争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将导致印太地区经济合作面临新的“安全困境”。中国需要重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变化对中国周边安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来的威胁与挑战。如果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导致增信释疑目标无法实现，次区域合作只能在决策中处于次要位置，不合作依然会是各国理性的选择。正是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成员国之间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关系，导致合作项目无法落地，建设目标难以实现。

在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国既是中国也是印度国际关系排序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无论是印度的对华政策还是中国的对印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担心 G2 在世界的出现会严重影响印度的战略环境，这也是印度寻求向美国靠拢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印度更多时候也会强调对华对美关系中的“等距离外交”。印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在民用核能领域合作、深化技术转移与合作以及武器装备与军事合作，一方面又不忘强调邻居是无法改变的以及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对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印度虽然不希望域外大国增强在其势力范围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影响力，但毫无疑问不会拒绝从与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战略合作中获益。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特别是“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会进一步增添印度心理上的不平衡感和忧虑感，未来印度选择继续借助美国之力来平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的意愿可能会更强，中美印之间的战略博弈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性互动关系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不仅需要重视中美关系，更需要探索中印相处之道，探索中国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印度开展合作，而这种方式又是印度可以接受的。毕竟，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人口大国和两大文明古国注定要碰撞与交流，这是绕不过去的。况且，中印在反对美国霸权和推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问题上拥有共同的需求，这将使中印在地区和全球治理问题以及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容易达成一致并拥有相互合作的战略诉求。同时，中印在经济领域既竞争又互补，存在相互合作的巨大需求，这是稳定中印关系以及探索中印相处之道的重要方面。

无论如何，印太地区还有不少国家属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面临安全、贫困和疾病等问题，而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主旨讲演中所言，“共建‘一带一路’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同时，中国倡导“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应该从地缘经济视角将印太两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谋篇布局，以地缘经济为突破口破解地缘政治中面临的“安全困境”，并适时创造和利用地区安全中的合作契机，推进与相关国家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共建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地区秩序。如果中国能够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合作安全”与“共享安全”的安全观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则可以有效抵御美国“印太”战略给中国造成的威胁与压力，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