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经济增长、技术转移与日美技术贸易摩擦

作者：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年第一辑，总第24辑；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旷日持久,通过多回合、长周期的谈判来解决贸易摩擦是日本的基本范式。本文在分析日本的行为逻辑时指出,日|本在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同时,特别重视对美国技术的引进,这部分解释了日本在贸易谈判的过程中为何会作出让步。在日本进人20世纪80年代其技术优势足|以形成对美竟争态势的时候,日美之间的摩擦从商品贸易向技术贸易转移,美国开始大规模打击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经济摩擦的基调。中美自 2018年初经历贸易摩擦以来,中美之间在技术贸易领域的冲突日益激烈。中国有必要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正确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政策打压。

一、导言

 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变得更加日常化。相较于军事安全等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的冲突,贸易摩擦作为一种低烈度的对抗,某种程度上也为国家间关系的讨价还价提供了平台。①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也证明,双边以及多边框架下的谈判其议题更多地聚焦于经济贸易领域。如何有效地解决贸易摩擦不仅跟国际背景、国家间关系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会受到当事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自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旷日持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现在）、涉及领域广泛(从低端的纺织品、牛肉、柑橘到高端的钢铁、汽车、电信、半导体无所不包),为此成为政策界可供参考以及学术界可资研究的代表性案例。②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日美贸易摩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中国提供借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对该问题比较关心的学术界一直在寻找历史上的相似案例,而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无疑是首选。③当然,相较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的政策性应对,一些早于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的先验比较研究则更显得弥足珍贵。④本文的写作源于上述政治背景,但无意于比较这两组案例的异同。本文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对美贸易摩擦中没有选择对抗性的策略?日本在20世纪 70年代解决贸易摩擦的方式对此后日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除了常规性的解释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补充性的解释框架?日本与美国自1952年4月28日《美日安保条约》效之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逐渐向着平等且紧密的同盟关系发展。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自5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可以说贸易摩擦伴随着战后日美关系的全过程,但日美关系却并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损害。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因两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摩擦的烈度以及具体内容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样态。

本文集中关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段时期,其原因如下:第一, 70年代是日本产业政策转型开始的时期,同时也是日美两国针对双边贸易摩擦真正展开谈判的关键时期。①第二,7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以及对外关系面临着剧烈的转型,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前后画上句点,与之相应的其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需要大规模的调整,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会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第三,日本与美国在70年代贸易谈判所确立的范式会影响到之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

本文主要由如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在对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政策行为逻辑进行解释。第二,探讨技术贸易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关联性。第三,考察日美之间的技术贸易摩擦与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最后在总结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兼论日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二、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

日美之间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两国通常会以长周期、多回合的谈判来解决问题。从结果来看,谈判往往以日本作出(部分)让步(例如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或自主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而告终。日本为何会在贸易谈判中作出让步,日本对美国的让步为何要通过多回合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关于日本在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三种解释。

|(一）结构压力影响说

日本的对外政策整体上受到冷战国际格局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从权力政治的角度而言,日美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来自美国的结构性压力导致日本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只能通过谈判甚至妥协的方式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持续保护。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发展离不开美国的政策扶持,日本对美贸易出现巨额顺差在美国看来也是基于国际格局考虑对日本长期宽容,而日本长期"搭便车"(free-ride）的结果。①

当日本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为美国所不满的时候,美国可以利用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来给日本施加压力。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战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持续向日本施压的政策结果。②日本基于结构压力的考虑只能通过长周期、多回合讨价还价的方式将这种压力带来的影响降到更低,对美让步也是必然结果。

(二)国家利益权衡说

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但就战后日本的文脉而言,其对外政策中的轻重缓急还是能够作出辨别的。70年 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对美纺织品出口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涉及日 美贸易摩擦的诸多产品中纺织品占比并不高,日美纺织品摩擦的解决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并不大。③日本之所以愿意作出让步,是因为背后有更加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不得不考虑。根据肯尼斯·派尔（Kenneth B.Pyle）的解释,进人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大,美国已经准备以放弃对日本的安全保护来威胁日本在贸易政策上作出让步。①

此外,对于战后日本而言,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日美之间的冲绳回归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处理。日美之间围绕冲绳回归问题的谈判与纺织品谈判在时间节点上高度重合,甚至有研究认为日本本来就打算通过谈判的方式就纺织品问题作出让步,以此来换回美国对冲绳回归问题的保证。②虽然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极力回避这种"以线换绳"(以纺织品换冲绳）的说法,然而从结果上来看的确实现了这一政策目标。日本的妥协乃是基于"更高级别"的国家利益追求,至少在日美贸易战的初期,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在日美贸易摩擦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关键干扰变量。

(三）利益集团影响说

利益集团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子。利益集|团不仅仅包括涉及贸易摩擦的各相关利益团体,日本政府部门中的首相、相关省厅(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防卫厅)、自民党甚至业界内部(例如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本就是利益集团的一员,彼此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利益冲突．

 例如,主张冲绳回归谈判优先的外务省对纺织品谈判并不积极,同时提倡"相较于民族大义的领土问题,纺织品问题可以作出让步"等类似主张,而代表纺织业界团体利益的通产省则坚决反对外务省的主张。1970年佐藤荣作改组内阁,主要内阁大臣得以留任,唯独主张纺织业界利益的通产大臣大平正芳被排除在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贸易摩擦问题在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外交问题的国内政治化是利益集团政治的集中表现。③

 日本政府在贸易谈判的过程中虽然妥协,但是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对政府的游说。其实,日本作出的妥协有对外和对内两个侧面:对外就是前文所述对美国的妥协,对内则是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妥协,其妥协的方式是通过政府补贴或补助金的反馈给因在贸易谈判中(可能）蒙受损失的业界团体。①

始于1970年的日美贸易摩擦谈判其解决方式给日本带来重要的影响。这种美国首先施压、日本被迫应付,最后日本单方面作出政策让步的形式成为此后日美历次经济摩擦(包括贸易摩擦、金融摩擦、保险摩擦等）的基本范式。日本如何挣脱这种被动的恶性循环反而成为值得关切的问题。②当然,对日本而言也不是没有好处,通过这种非常具有弹性的外交谈判方式,日本积累了同美国相关部门打交道的经验,避免了双边关系的误判和硬着陆。因贸易摩擦而生发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关系模式也溢出到政治、军事安全领域,为日后更加成熟的日美关系奠定了基础。

以上三种解释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在对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的行为逻辑。那么,除了上述固有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相关性因素能够对日本的上述行为作出一些补充性解释呢?谈到贸易摩擦,笔者留意到在日美贸易摩擦正酣的时期,日本对美技术贸易（主要是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逆差则呈现扩大趋势。技术贸易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转移问题如何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相挂钩?进一步言之,技术贸易如何影响日本同美 国的贸易谈判这对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日美两国之间的高技术贸易产品的谈判产生何种影响?

三、技术转移与日美之间的技术贸易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从整体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以战争为媒介塑造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①其中,技术进步和技术变迁不仅仅影响到了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转移等根本性问题产生影响。因为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迁往往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有研究显示,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尤其是领导国和挑战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双方政府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②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最重要的霸权争夺要数美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比较而言,日本是后发国、挑战国,美国是守成国、领导国,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离不开美国对其全方位的扶| 植,而日本在技术贸易领域冲击美国的霸权地位却是美国始料不及的。

|(一)战后日本对美技术贸易依存

战后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多种因素助推的结果。有观点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从根本上来说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利用本国娴熟劳动力的基础上,政府部门进行行政指导和科学管理的结果。③关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学术界对此已经有过很多讨论,日本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定位得以确立。40年代至50年代日本基于"倾斜生产方式"的原则,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以及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重石油化工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科学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

尽管如此,战后日本的技术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可。1970年(OECD）的调查数据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1970年的25年间,在尤其值得关注的140种实用化大型技术中,源自日本的 只有4件,贡献率只有3.6%。以国别来看,美国以74件位居首位,其后是英国(18件）、西德(14件)、苏联(6件),日本与瑞典、瑞士等中小国家名列其后。①此外,日本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导人年度报告》(1968年）指出,"在先进技术领域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在原子能、宇宙开发、海洋开发、航空机以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日本基本没有技术输出,而高度依赖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基于此,日本政府于1968年对技术引进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大规模修改,技术引进自由化进程开启,到1974年日本在技术引进领域已经不再设置障碍。②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将引进的技术转化为生产成果,并以补贴奖励、出口退税等方式鼓励技术专利的出口。

作为后发国家， 如何快速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实现国内产业化的技术升级是日 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 在积极导入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培育本土高技术产业,即所谓的"保护与培育"的模式是日本政府的优先选项。③外务省和通产省鼓励国内产业部门积极应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结合本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是进人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日本高技术产业政策的基本思路。有测算显示,60年代中期,以外国技术来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占工业生产总值的30%左右。④这充分说明引进国外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军工技术对"许可证生产"

日本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国内防卫产业界要求增强国内防卫技术研发的呼声开始增加。在70年代的语境下,日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涉及航空机、航天、通讯电子等产业。这些产业部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技术研发而得以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迅速在民用或者军民两用领域得到应用,因此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技术来源。支撑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技术来源中,军工技术占据重要位置。日本的军工技术除了继承战前的技术遗产以及自主研发的部分之外,最重要的依托则是来自美国的军工技术援助以及"许可证生产"(license production）)。

1966年防卫厅发布的《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大纲》指出,"继续推进技术研究开发,致力于装备的现代化以及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以此来实 现防卫装备的国产化并奠定防卫产业的基础",是今后日本防卫产业的基本目标。日本在发布该计划大纲之后,美国也适时地停止了对日本的武 器援助,取而代之的是加强了对日本的军工企业进行授权,以帮助美国加工组装武器装备。日本虽然致力于"国产化",但实际上重要装备仍然依赖于来自美国的"许可证生产"。

例如,关于P-3C侦察机的生产,日本国内的军工企业（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等）主要依赖于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等公司的许可证授权,类似的案例还有 FS-X战斗机的生产,其核心部件也来自美国军工企业的授权。①日本在经历了"许可证生产"这一阶段之后,逐渐掌 握了更高水准的军工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向民用部门的转化,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逻辑之一。

(三)贸易摩擦与技术贸易的辩证关系

因时期的不同,日本对美国技术引进的侧重点也有差异。60年代主中在运输用大型机器、电器等产业,进入 80年代除了上述一些产业领域之外,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开始增加。70年代之后日本陆续同美国在钢铁、家电等领域产生贸易摩擦,这些产业大多是从美国导入最新生产技术之后,经由日本制造出来的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销往美国,并产生的"出口性摩擦"。②也就是说来自美国的先进技术要侧重于在重化学工业、一般机械等生产领域,进入70年代以后则重点集武装了日本的制造业,日本转而利用这一优势赚取了大量的贸易顺差。

图1 日本技术引进数量及对美依存度(1960—1979年

资料来源:科学技街厅[科学技衍尊人年次毂告J(1960—1979各年度）。

 根据日本科学技术厅的统计,1950年至1980年日本通产省所认定的引进技术总量中,从美国引进的技术数量占比超过60%以上。其中1950—1973年间,每年从美国引进的技术都超过技术引进总量的一半以上。观察图1可以发现,日本自美国引进技术的数量从1968年起开始猛增,至1972年达到峰值,为1010件,占引进技术总数量的52.71%。无独有偶,日本和美国之间围绕纺织品贸易摩擦的谈判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可以看到,日本虽然在对美贸易总量上是出超的,但是在对美技术贸易领域则呈现人超的态势。日本自1965年开始扭转长期对美贸易赤字的 局面(巧合的是美国自1965年开始陷人财政收支和贸易收支双赤字危机),此后日本对美贸易黑字逐年增加,到1978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到 100亿美元。①这是美国在70年代坚持在贸易领域打压日本的主要诱因。

同一时期,日本开始逐渐增强技术引进的力度,从数量上来看1972—1973年达到一个峰值,从金额来看则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也表明在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刻,日本并没有停止对美国先进技术的引进。

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民用技术还是军用技术,日本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不可或缺。日本需要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结合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产业界的合理利用以及技术精英的革新突破之后,可以迅速 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特别是1970年以后,随着国际生产要素以及国际分工体制的变迁,日本产品的技术优势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日美之间日渐加剧的贸易摩擦。与 此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对美国先进技术的高度依赖,也迫使日本不得不在对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因为持续的摩擦势必导致美国对日本技术贸易的禁运,从长期来看这会影响到日本产品的比较竞争优势。当然,美国对日本的技术输出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当80年代美国发现日本的技术已经具备比肩美国之能力的时候,高新技术相关的贸易摩擦也就随之出现了。

四、日本的技术进步与美国对日本的打压

(一)日本在技术领域对美国的追赶

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60年代主要是贸易摩擦,具体表现为日美两国之间围绕贸易自由化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等问题发生摩擦。进人70年代以后,在贸易摩擦的基础上,随着发达国家之间海外投资竞争的加剧,矛盾开始往投资领域集中。80年代的主流则是技术摩擦,这一点在日美两国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技术摩擦之所以突出,主要原因是进入这一时期之后,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开始从资本向技术转化,再有就是国际分工体制的立体化发展,除了固有的商品贸易的国际分工之外,生产要素的跨国移动（例如跨国投资、技术转移等）重要性增加。

和其在贸易领域打压日本是共时性的。①我则认为两者存在着先后顺序,美国在商品贸易政策上打压日本在先,当意识到日本已经在关键技术领域接近其水准之后,美国才开始在技术贸易领域以及高科技产品领域打压日本。

表1所示为1975年以后日美两国在技术贸易领域的进出口及其在两国的占比情况。对比日美两国的数据,不难发现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日本和美国都有意识地增强了技术引进的力度,日本作为后发国家,技术引进尤其重要,美国虽然贵为科技领域的全球霸权,也已经意识到技术引 进的重要性。第二,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开始强化自身的技术优势,技术出口增幅扩大,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相持平,并于1993年开始成为技术净出口国家,这也在客观上宣告了日本"技术立国" 构想的实现。第三,美国对日本的技术优势正在缩小。虽然两国在金额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单纯就技术出口和引进的比例来看,2000年日本和美国已经持平。

表1 日美技术贸易额的变化及对比日 本

资料来源:通商座菜政策史编纂委具会[通庠座菜政策史1980—2000 第九卷喹莱技衍政策]经济莲菜调查会、2011年、2真。

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既跟日本持续引进国外技术并实现技术转化等要素有关,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在70年代强调技术立国、自主创新战略的 结果。美国在一开始重视纺织品、钢铁、电视机等产品领域的贸易摩擦,但 是对日本技术崛起的警惕并不充分。进人80年代,当日本的技术真正崛起的时候,美国才意识到真正的"日本威胁"来自哪里。

(二)技术贸易摩擦与美国对日本的打压

美国所认知的日本技术威胁体现在多个维度。1980年,美国要求"日本电信电话会社"在商品招标领域"门户开放",这表明日美两国间的技术贸易摩擦作为政府间议题被提上日程。1981年,美国要求日本政府实施的先进技术官民共同研究项目中将美国企业纳入合作框架中。更有甚者,美国还以违反《国家安全机密法》和《出口管理法》为理由,对日本企业在美项目进行干涉,例如富士通公司在中标美国大规模通讯光缆建设项目之后,被美国国会以"威胁美国的安全"为由而拒绝。1983年,日本新日铁公司并购美国一家钢铁公司的计划因美国国防部的反对无果而终。此外,日立、三菱两家企业针对 IBM 的间谍事件等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①

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1983年盖勒普公司针对美国公民所作的舆论调查显示,每四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在先进技术领域,日本是美国最具威胁的挑战国。②1983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告称:在5个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只在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技术领域（受到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在这两个技术领域并无太强烈的发展意愿和能力)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则落后于日本。由于美国科学技术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在高级军事技术方面越来越依赖日本。③

80年代之后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高科技产品的谈判,代表性的谈判主要涉及电信领域("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的准入问题）、钢铁领域(高科技材料的特殊钢）、小汽车领域、半导体领域等。①除了技术贸易领域的谈判之外,美国已经开始直接制裁日本的企业。这其中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东芝事件"。

东芝事件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借东芝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协议向苏联出口精密数控加工设备而敲打日本的事件。②美国发觉该事件之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日本政 府对东芝及其相关公司进行严厉的惩罚。对此,东京地方法院以违反《外国汇率及贸易管理法》为由对东芝公司处以200万日元罚金,涉案的两名人员分别判处10个月和1年的有期徒刑。另外,通产省方面出台了禁令,禁止东芝在一年内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任何产品。③美国政府也对东芝公司进行了贸易制裁,要求东芝公司三年内不得进入美国市场。

东芝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涉及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禁运的问题,实质上则蕴含着美国对日本高技术企业的打压。随着80年代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80年代美国国内的"日本例外论""日本异质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美国对日本的担忧,此后美日两国围绕技术贸易领域的摩擦并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终止,进人90年代以后甚至越发突出,成为掣肘日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五、结 论 与启示

战后美国曾经长期占领日本,结束占领之后因为在日本的军事基地而让日美军事关系得以深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未能避免两国经济摩擦的深化和升级。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日本在处理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对抗性或者报复性的措施,而是通过双边(同时也兼及多边)贸易谈判的方式致力于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虽然从结果上来看,日本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正如我在文中所述,贸易谈判为日本赢得了缓冲的空间,从长期来看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关系的冲突,奠定了日美关系的基本范式。

在20世纪 70年代日美两国商品货物贸易摩擦升级的时候,日本考虑到对美国先进技术的依赖,并没有中断对美国技术贸易的需求。不仅如此,日本还认识到了贸易摩擦可能给今后日本的技术引进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抓住时机重点发展"技术立国"战略,为80年代登上技术创新国家的巅峰铺平了道路。纵观七八十年代的日美经济关系,本文以贸易摩擦为视角,分析了商品货物摩擦和技术贸易摩擦的逻辑关系。美国在 80年代加强了在技术领域特别是高技术产品领域对日本的打压。因为美国对日本即将超越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日本技术能力上的威胁。

基于上述脉络来管窥当前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至少有如下两点启|示值得留意

首先,虽然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但是中日两国作为后发国、追赶国的地位是相同的,中日两国正在或曾经面临着对美出口贸易摩擦的问题。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当挑战国的经济实力接近 守成国三分之二时,更容易遭受到来自守成国的遏制。面临美国的压力,日本通过多个回合的谈判使得贸易摩擦对其自身经济以及日美关系的影响最小化。中国在对美斗争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谈判的渠道寻求两国贸易摩擦的软着陆。中美两国此前在几个回合的硬碰硬之后,逐渐回归理性,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对两国来说是最优选项。①当然,中国不是日本,而美国也不再是当年鼎盛时期的美国,中美贸易谈判既要吸收日本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日本的教训。

其次,美国显然已经意识到技术贸易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谈判时,日美之间的技术贸易冲突并不明显,当80年代日本在技术领域占据高点的时候,美国发现已经无法单纯通过经济手段遏制日本的技术崛起了,所以采取了政治（如定义日美同盟)、行政(迫使日本国内行政改革）、金融(迫使日元升值）、军事（要求日本在军事领域负担更多)等多重手段迫使日本就范。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虽然重要,但更不应该忽视 的是中美之间的高新技术战争。美国在80年代日美技术贸易摩擦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在技术领域严厉打压中国。未来中美关系的竞争将集中在包括人工智能、5G技术、太空技术等技术领域。目前,美国已经开始对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的打压。参照 80年代美国对待日本企业的行为,中国也应该做好在技术贸易领域同美国长期斗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