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侬好”遇见“亚克西”
郑胜男
有一年开学季，我所带的班级迎来了四位跨越四千多公里、从新疆远道而来的新学生。初见那日，站台上的拥抱、宿舍里争扛行李的身影、帮忙铺床的双手，无不传递着滚烫的热情。欢声笑语驱散了初见的陌生，师生其乐融融。
然而开学仅三天，新疆姑娘美合热古丽便红着眼眶冲进我的办公室，未语泪先流。“老师，”她声音哽咽地说，“我觉得……班里的同学都不大欢迎我。”我连忙递上纸巾安慰。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他们总说方言，说着说着就笑起来。那笑容，不友好！他们肯定在背后议论我……”
这突如其来的诉苦让我心头一紧。我立刻找来几位本地学生了解情况。原来，美合热古丽由于气候、饮食上的不适应，加上对家乡的思念，因而变得敏感、脆弱。本地学生习惯用方言交流，这在无形中将他们与美合热古丽隔离开来。本地学生的笑声被误读为讥讽，孤独感迫使她退缩到同乡圈子里寻求慰藉。
当浙江衢州方言“撞”上维吾尔语，语言的隔阂成了横亘在两地学子心间无形的墙，阻碍了真诚的交流，放大了猜疑的阴影。
当晚，我便召开了一场“同声筑桥，同心筑梦”主题班会。在我的引导下，同学们敞开心扉地进行了沟通。本地学生意识到，自己无心的习惯竟成了伤害同学的利刃，美合热古丽也理解了那些笑容背后的善意。坦诚的交流消融了误解的坚冰，一个共识在班级中凝聚：要想畅通无阻地交流，必须自觉使用普通话。班会的尾声，一份承诺书在同学们手中郑重传递，四十颗心共同许下庄重约定——从此，无论是课堂发言还是课后交流，普通话都是彼此交流的第一桥梁。
承诺的力量是巨大的。普通话让“墙倒了，桥通了”。笑容重新回到了新疆学生的脸上，他们甚至和本地学生学起了常用方言，双方笑着用“侬好”打招呼。学校运动会上，本地学生热情地为勇夺第一的新疆伙伴呐喊“亚克西”。
每个周五，本地学生都会向新疆学生主动发出邀请：“周末，去我家做客吧！”有一次，学生艾合买提去室友小浩家里做客。小浩的父母十分热情，提前做足功课，做了满满一桌融合两地风味的佳肴。饭桌上，艾合买提用带着浓浓“新疆味”的普通话由衷赞叹：“这个菜嘛，香得很！我的舌头嘛，都要被勾走了！”小浩父母一脸茫然，小浩忍俊不禁，连忙“翻译”：“爸妈，他是说这菜非常好吃！”笑声瞬间溢满了整个屋子。这件事成了班里的一则美谈，其他同学在捧腹之余，也认识到：仅仅“自觉使用”普通话还不够，要将“说好”普通话视为一种责任和修养。
我敏锐地抓住教育契机，启动“一对一”普通话帮扶行动，组织“课前三分钟”演讲等活动。意识到普通话重要性的同学们，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认真准备，反复演练，勇敢地站上讲台，大方地展示自己。在倾听与讲述中，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仅有了显著提升，对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了。
高二那年，捷报传来：四位新疆学生全部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其中三人获得二级乙等证书，而美合热古丽更是取得了二级甲等的好成绩。对美合热古丽而言，这张二甲证书不仅是语言能力的证明，更是成长的勋章。更令人欣喜的是，四位新疆学生还加入了学校的“红石榴”宣讲团。假期返乡时，他们化身推普员，用流利的普通话在家乡的田间地头、社区课堂讲述自己在衢州感受到的温暖，传递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将一颗颗饱含着爱与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土地上。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技师学院教师）
以语为绳，编织民族同心结
徐朝芳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螺髻山下，我握着粉笔走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作为一名汉族教师，从初到彝乡时因语言隔阂而手足无措，到如今听着彝族孩子们用流利的普通话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在推普路上见证了许多彝族同胞成长的故事。
1997年，我刚到普格县月吾乡中心校任教时，看见的都是彝族孩子怯生生的眼神。第一堂语文课上，我教孩子们说“妈妈”，他们却齐声喊着彝语——“阿嫫”。下课后，彝族男孩阿说拉着我的衣角，用夹杂着彝语的普通话说：“老师，我说不好，他们笑我。”那天夜里，我在煤油灯下翻着泛黄的《彝汉词典》，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敢说、会说普通话。
最初，我的推普行动就像“在石头上种花”。我把拼音字母画成彝族孩子熟悉的图案：“o”代表山间的月亮，“s”代表火把节的火苗。周末，我跟着老校长去村寨，在彝家的火塘边教村民们说一些日常用语，比如“花椒”“土豆”“多少钱”等。有一次，我帮彝族阿妈俄底莫卖核桃。她用刚学会的普通话向人介绍：“这是高山核桃，香得很。”做成第一笔生意时，她往我兜里塞了把烤土豆，一边用粗糙的手握着我的手，一边说：“普通话是金豆豆，能换钱！”
2008年，普格县开始推行“双语双文”教学，这启发我思考如何让普通话与彝族文化更好地结合。教课文《草原》时，我让孩子们用普通话描述螺髻山的草甸：“草甸就像阿嫫织的羊毛毡，铺到云里头。”教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时，我让孩子们用普通话描述家乡的美姑河：“河水像彝家姑娘的银腰带，闪着光。”教《论语》中的“和为贵”时，我结合彝族谚语“独柴难烧，独人难活”引导孩子们思考。教古诗时，我结合彝族谚语进行讲解，比如用“团结的羊群不怕狼”对应“人心齐，泰山移”。学生阿衣莫曾因口音较重，在课堂上不敢发言，后来却在“民族故事大赛”上用普通话讲起了彝族故事。她在舞台上绘声绘色地说道：“女神守护着凉山，就像我们守护着祖国。”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2015年，我成了普格县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的辅导员。彝族教师马海准备报名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却总把“四”读成“十”，心中很是苦恼。我带他走到田埂上，对着稻田练平翘舌音：“你听，风吹稻子的声音，就是‘sh’……”三个月后，他拿着普通话合格证书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个彝族汉子红了眼眶，说：“现在我能更好地给娃娃们讲课文了！”这些年，看着越来越多彝族教师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带着孩子们在课本里认识长江、长城，我深刻感受到：普通话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进了普格。
2024年，我带学生参加凉山州举办的“民族同心”夏令营。学生阿依和成都来的汉族小伙伴结对，用普通话聊彝绣的针法、杜甫的诗。离别时，两个孩子互赠礼物。阿依送给对方绣着羊角纹的笔记本，上面写着“我们是一家人”；对方回赠了一本《中华上下五千年》，扉页写着“一起读中国故事”。看着她们紧握的手，我忽然懂得：二十多年的推普历程，推广的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心灵的文化；普及的不仅是语言，更是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这个身份的认同。
这二十多年，我见证了普通话如何让知识翻越山岗、让语言温暖心灵，让“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推普之路没有尽头，我愿继续站在讲台上出一份力、尽一份心，也愿普通话之光照亮更多普格儿女的人生路，照亮各族人民同心共筑的中国梦。
（作者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附城小学校教师）
成为传递语言火种的人
李欣芮
我生长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山村，群山环绕是童年最深的记忆。连绵的山峦既孕育了独特的乡土文明，也导致交通闭塞，在漫长岁月中成为阻隔乡村与外界沟通的屏障。祖辈世代居此，对大山心怀敬畏。奶奶常说，要像爱护母亲一样爱护大山。
十岁那年的一天，一辆满身泥浆的大巴车驶入村子。车刚停稳，老村长便迎上前去。一群身穿红马甲、头戴红帽的外乡人走下车，村民们见状，都好奇地围拢过去。领头的姑娘和村长交谈，我悄悄凑近，却被她口中陌生又熟悉的话语弄糊涂了——只隐约听到“普通”二字。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普通话”。可它到底是什么？这些“红马甲”因何而来？我仍满心疑惑。村长招呼大家聚在一起，用乡音解释：这些人是从省城来的推普志愿者，要教我们说普通话。“我们为什么要学普通话？”我喊道。村民们也纷纷附和：“村里都说方言，学这有啥用？”“我都七十多岁了还学？”听到这些话，领队的志愿者姐姐对村长耳语几句，村长便说：“学普通话，说话人人懂，做事路路通，中国心更红！”村民们仍半信半疑，但经不住老村长挨家挨户动员，大多数村民还是参加了志愿者们举办的普通话培训班。
上课的正是那位领队姐姐。她给每个人发了一本满是生字的小册子，逐字逐词教我们发音。可村民们总念不准“奶奶”和“吃饭”——方言里它们读作“来来”和“骑凡安”。领队姐姐有些犯难，而多次练习后，也有村民开始不耐烦：“我们念的和你差不多嘛，老要求重念，不是耍我们吧？！”领队姐姐反复思索，恍然大悟：“应该是舌头位置不对！”于是她立刻找来一张大纸，画出口腔与舌头的示意图，仔细讲解发音时的舌位。再练时，大家果然说得好多了，她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拼音字母和声调学起，慢慢学会了组词造句。村口的雷大爷捧着手册，反复练习“快递”“短视频”这些新鲜词，眼里满是好奇。培训接近尾声时，志愿者搬来了投影仪、幕布和音响。屏幕上闪过一幕幕画面，音响里传出清晰的话语：“普通话是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就像我们说普通话时的心”……这些话我竟然全能听懂，那一刻，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我心头。
志愿者离开之前，我和其他未成年孩子们一起练习朗诵《我的祖国》，准备汇报演出。曾经因发音不准而躲闪眼神的英子，排练时发音清晰响亮。她悄悄告诉我：“以前志愿者们听不懂我的话，我还哭过鼻子。现在才明白，会说普通话真的能拉近距离。”
志愿者们离开，他们留下的“说好普通话”的种子在村子里生根、发芽，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后来，村子修通了好几条出山的路，各类特色农产品也纷纷上线电商平台，村民们还尝试直播带货。网店首页的介绍语是大家共同想的：“畲家竹上凤凰舞，刀锋刻出共富路。”
我今年二十六岁，因读书晚了几年，刚进入大学三年级。今年夏天，我作为大学生推普志愿者奔赴新疆，亲身体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贡献。当我在土坯教室里看着孩子们用刚学会的普通话说出“我爱中国”时，我仿佛看见童年的自己——那个在川西南山村怯生生模仿志愿者发音的孩童，如今也成了传递语言火种的人。我相信，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语言障碍终会消失，化为一条乡村振兴的通途。大山依旧巍峨，却不再隔绝人与人；乡音依然鲜活，更添了飞向世界的翅膀。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汉语言专业学生）
妈妈教我学好普通话
杨可鑫
我和普通话之间，有着无数温馨的回忆。
记得小时候，妈妈在书房忙于工作时，常会拿给我一本儿童读物。我趴在妈妈给我铺的地毯上，一会儿看看妈妈，一会儿看看书，好不惬意。那时我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已经学了拼音，还喜欢看图联想，连蒙带猜，差不多都能读懂。可是，妈妈总是让我复述书里的内容，这让我很不开心，因为她不仅要求我说出书里讲了什么故事，还要我“字正腔圆”地说话。比如，读书名时，“西游记”三个字在我嘴里一滑而过，妈妈却说标题要读得慢一些，最后一个字要归音到位。我可不懂什么叫吐字归音，只知道妈妈一遍一遍让我练习，一点儿都不好玩。
有时候，妈妈发现我不耐烦，就和我玩发音游戏。记得练习声母时，妈妈拿出一张雪白的纸巾，让我对着它读b和p。读b时，纸巾纹丝不动；读p时，纸巾被气流吹起。妈妈告诉我，这就是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读g、k、h时，妈妈让我感受舌根阻碍空气的感觉。还有玩爆破音吹蜡烛的游戏，练习“出东门打枣”的绕口令，都让我觉得有趣极了。
“五度标记法”也是小时候妈妈教我的。她举例说，“春天”的“天”读阴平调，调值是55，发音又高又平，发音手势是画一条又平又直的线，手要举得高高的，超过我的脑门。“游戏”的“游”读阳平调，调值是35，发音由下往上的意思，声带由不紧不松到最紧张的状态。“记录”的“记”读去声，调值是51，声带由最紧张到最放松的状态，像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感觉，但要慢慢地往下，否则调程不够。我问妈妈：“声调不是有四种吗，怎么缺一种？”妈妈点点我的嘴，问道：“这是什么？”原来，“嘴”的发音就是上声，调值214，先升到2，再降到1，最后再升到4，读起来有一种曲折的感觉，发音手势就是打一个对号，但要先短后长。“春天、游戏、记录、嘴唇……”我一个词一个词认真练习。一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但渐渐地，我的发音和电视上叔叔阿姨的发音越来越像，小朋友们都夸我说话像播音员，我心里有点儿小得意，练得更起劲了。
有一次，我听到妈妈和同事聊天。她说，儿童有语言学习关键期，一定要引导孩子多听多说，这样才能打好语言基础。无意间听到的话，让我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长大了，考进吉林大学，读康复医学专业。我在专业课程中学习了语言疗法（ST）。我的普通话发音成为引导病患的重要工具，不仅在课堂上被带教老师表扬，还被同学们录成示范音使用。
正如那句古话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成了我专业学习的“利器”。我相信，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妈妈和普通话会伴随我快乐地走下去。
（作者系吉林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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