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南亚研究通信
作者：邱昌情 于亚静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关键词：“印太”战略；印度；日本；“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自由与繁荣之弧”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地缘战略的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Indo- Pacific）概念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讨论。作为印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日本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印度和日本是国际社会最早对“印太”概念予以关注并正在将其转化为本国战略理念和对外政策的国家。早在2006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曾设想依托“印太地区”构建一个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共同组成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以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然而该设想因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顾忌中国的反应，采取模糊消极的态度而宣布最终流产此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发表了“自由繁荣之弧”（The Arc of the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著名演讲，表示“日本不仅与美国，而且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利益的国家建立越来越牢固的关系，致力于推进‘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形成和扩大。”2007年8月22日， 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积极向印度兜售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 声称“作为亚洲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日本与印度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在自由、开放与合作的地区框架内，对维护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繁荣有着神圣的责任”。希望通过印日的联合，将美国、澳大利亚也拉入其中，最终发展成日美澳印“四国同盟”。2012年，安倍首相再次执政后，宣布日本将重启新一轮“印太战略”，强力呼吁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共同组成“亚洲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认为“在印太地缘框架下，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可以组建‘民主安全菱形’以确保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共同建构基于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新秩序”。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时，两国确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日印共同发表的题为《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印太地区”来界定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强调双方致力于共同构建“自由、开放、公平和平稳定及基于规则的印太新秩序， 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并同意建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日印首脑会晤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致力于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莫迪总理表示，欢迎日本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两国领导人认识到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和“印太战略”间进行更深层次战略合作的潜力。2017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邀到访印度，印日双方强调安倍的“印太战略”与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具有相似性，两国共同签署了《面向自由、开放且繁荣的印度洋—太平洋》的联合声明，试图将各自的对外战略愿景联系在一起，表明了印日双方开始从更广泛的印太视野来定位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印太地区的两支重要力量，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维护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当前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由于印日伙伴关系强化具有很浓厚的制华色彩，全面评估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演变的动因、影响及发展前景，对中国构建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
印度和日本分别位于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不同地理位置，从地缘政治来看，两国不毗邻且相距甚远。囿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自1998年5月以来，印度先后进行了5次核试爆，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相关机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日本作为二战期间全球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打击之苦的国家立即对印度的核试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与批评，并追随美国对印度开展了全面制裁行动，随后印日关系发展受阻。进入21世纪以来，印日两国开始重新评估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都将对方看作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重大利益的战略合作伙伴。特别是近年来，印日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确立了构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架构，在政治互信、经济贸易、防务安全、文化交流等各领域展开了积极互动。目前印日关系已经从“面向21世纪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一）印日全球伙伴关系的确立
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正式提出了“东向政策”，旨在把印度与生机勃勃的亚洲链接起来，这为印日关系的走近带来了机会。但1998年印度核试爆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谴责甚至制裁，日本开始追随美国对印度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至此跌入低谷。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出访印度，这是自1990年以来时隔10 年日本首相对印度进行的首次访问，印日共同发表了《21世纪印日全球伙伴关系》声明，宣布“印日全球伙伴关系”正式建立，因印度核试爆导致跌入低谷的印日关系迅速得以修复。2001年“9.11事件”爆发使全球笼罩在反恐气氛之下， 为了开展反恐合作，日本决定解除对印度的制裁。2001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Vajpayee）访问日本，双方联合发表了《印日联合宣言》，表示印日两国未来将全面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宣布定期举行年度外长级会晤，并制定了印日双边安全合作计划，开启了印日在安全领域战略互动。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日印两国共同签署了《加强日印全球伙伴关系八项倡议》和《亚洲新时代下的日印伙伴关系：日印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联合声明两份重要文件，全面界定了印日全球伙伴关系的内容。包括两国年度首脑互访机制化，建立全面的经济关系，加强印日在能源及海上安全合作、联手谋求“入常”名额以及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八个领域，使印日关系得以全面升温。2006年9月，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后，继续强化日印关系，在安倍上伊始，日本与印度就宣布建立部长级别的“日印战略对话”机制，扩大两国在能源、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等各领域的战略合作。
（二）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
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双方共同发表了《面向全球的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表示“作为亚洲地区最大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 两国亟需成为伙伴并谋求推动共同的繁荣与进步，两国也有责任和能力共同应对来自地区或全球层面的挑战。”此外，印日两国首脑还决定把2007年确定为“印日友好交流年”。此后，两国首脑会晤更加频繁。2007年8月，安倍晋三首相率领由243人组成的庞大外交代表团到访印度，安倍应邀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大洋的交汇》（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讲，呼吁印度加入日本倡导的“价值观联盟”，积极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声称日本期待未来在欧亚大陆推动建立“自由繁荣之弧”，并设想把日印两国作为两大“核心”之一，携手共建一个“大亚洲”，把印度洋和太平洋变成“自由与繁荣之海”。2008年10月22日，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两国首脑共同签署了《关于推动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印日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强化基于“共同民主价值观”和“安全合作”基础之上的“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两国将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以及防灾减灾等议题在亚太地区开展合作。2009年12月27～29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到访印度，日印首脑共同发表了《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强调印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以提升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10月，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访问日本，两国元首共同发布了《面向未来十年的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构想》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将扩大安全保障与防卫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情报共享、训练和对话，加强在应对包括航行安全与自由以及打击海盗的海上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救援等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日本还承诺向印度出口核能发电技术和相关设备。2011年12月，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受邀在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访问印度，印日双方发布了《关于印日建交60周年加强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文件》，强调将全方位深化印日两国在政治、安全与防务、经济、文化、地区与全球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和成熟。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成功当选日本首相后，呼吁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共同组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更加明确地提及两洋及印太概念，并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建立贯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民主价值观同盟”，使日印战略合作进一步升级。2012年12月，安倍在印度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强调“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与航行自由，与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与航行自由密不可分，日印需要在捍卫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此，安倍随后提出由美日澳印四国组成一个安全菱形来捍卫自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日本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印度而言，印度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尤其重视印度洋对印度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性。2012年2月，一份由多位印度知名国际战略学者联袂撰写的《不结盟 2.0：21世纪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报告认为，印度必须立足于亚洲，将亚洲地区作为其经济机会的首要区域。在当前国际政治权力不断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印度认为积极强化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印度追求大国梦的战略需求，也与印度自90年代以来在亚太地区推进的“东向政策” 相吻合。特别是近年来，印度国内普通民众对拓展印日关系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据印度政府所开展的民意调查，80%的印度普通民众认为目前印日关系的现状是“非常友好的”。2013年5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第四次正式访问日本，印日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辛格在其演讲中称“印日关系已经成为印度‘东向政策’的中心，在全球范围出现不稳定、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重要，日本是一个天然的、不可或缺的战略合作伙伴。”
（三）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自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政府对发展更为紧密的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持更为积极的立场。在上任伊始，莫迪总理便受邀访问日本，两国元首宣布把印日关系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2015年12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再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发表了《日印2015 展望：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声称两国需将未来10年战略互动重点定位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把“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为“广泛的、深入的和以行动为导向的伙伴关系”，以凸显当前印日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战略目标的广泛融合。e双方商议要将两国外交、军事部门“2+2”会谈升级为部长级对话机制，这被视为印日两国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2016年8月，安倍晋三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日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日本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安倍在会议期间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在印太框架下，通过联通亚洲与非洲之间的海上之路，把亚洲到非洲这一带建设成为发展、繁荣与稳定的大动脉。”在高调宣示印太战略理念后，日本便率先争取得到印度的理解与大力支持。2016年9月8日，在老挝召开东亚峰会期间，安倍就其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向莫迪进行解释说明，希望在印太框架下强化日印战略对接与合作。2017年9月13～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印日双方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涉及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将日本的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进行战略对接。2017年11月5日，印日两国举行了“印日东向行动论坛”（Act East Form）启动仪式。印度总理莫迪也明确表示：“我认为当前的印日关系将会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我将下定决心推动印日两国共同领导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走上和平、稳定与繁荣之路。”
从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印日两国基于自身利益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自最早建立“伙伴关系”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再升级为“特殊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战略共识日益增多。印日两国将彼此视为全球层面可以借重的伙伴，已经成为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发展最快的双边关系之一。e在当前“印太”框架下，印日两国都更加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双方扩大战略合作的新舞台。
二、“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力
在印太框架下，印度希望通过强化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东进太平洋，将其“东向行动政策”拓展至东北亚地区，将强化与日本的关系视为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重要伙伴。从日本来看，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明确提出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通过强化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借机进军南亚和印度洋，扩大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由于印日之间没有历史恩怨的障碍，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且有着“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和诸多战略利益的交叉点，这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基于“民主价值”的国家身份认同
“民主国家”的身份认同使印日两国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为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大力开展“价值观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倡导构建“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希望在印太地区构筑美日印澳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巨大价值观网络体系。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构想中，印度被赋予了特殊地位，日本表示要在该体系下与印度一道帮助后发的南亚国家构建和巩固民主制度。早在2007年 8月，安倍首相第一任期就在受邀访问印度期间呼吁印度加入日本倡导的“价值观联盟”，并声称印日可以携手成为欧亚大陆“自由繁荣之弧”的核心，把印度洋—太平洋变成“自由繁荣之海”。随着“印太”地缘政治的兴起，日本、印度与美国自认为是天然的民主伙伴，日本倾向于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加强与亚太地区所谓“民主”国家合作关系，以维护印度太地区的和平、开放、公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2012年12月16日，安倍再次成为首相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大力倡导增进与日本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便是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身份基础上，印日两国均认为深深根植于双方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将使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稳固且具有可持续性。
（二）经济合作需求是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助推器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着丰富的资金、雄厚的科技实力与产品研发能力。但日本国内资源极其匮乏，需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印度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发展中大国和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2001～2017年年均增速高达7.3%。同时，印度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 日本早就看上了印度市场这块大蛋糕。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日本可以拓宽其海外投资范围，赢得广阔的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工业体系尚不健全，迫切需要来自日本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 以实现印度经济转型与快速增长。因此，日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很明显， 合作潜力巨大。目前日本是印度的第三大投资对象国，约占印度收到外来投资总额的8%。从日本方面来看，自2003年起，日本宣布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重点从中国转向印度，不久印度便一跃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到2005年，日本政府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7.5%，占日本对外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额的18%。2006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对印度的援助计划》， 决定增加对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与环境保护、科研人才培养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援助。为帮助印度打破经济增长困境，日本对印度的援助优先应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印度拓展交通运输网络，包括修筑更多关键线路的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等联通项目。2011年2月，两国在日本东京签署了《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协议》（India-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并于8月正式生效，规定在未来10年内，将废除印日之间94%的贸易关税以便推动两国相互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随着莫迪政府印度“东向行动政策” 的展开，印度大力推进同东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本已经成为莫迪政府“向东看”的重要对象。2015年12月，印日两国正式达成协议，推动从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速铁路建设，该铁路线将完全采用日本的新干线铁路系统，日方同意以贷款的形式向印度提供该项目资金的81%。孟艾高铁于2018年开始动工，将于2023年建成通车，总投资约9763.6亿卢比，全长508公里。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竭力推荐莫迪政府在印度其它六条铁路线（连接加尔各答、德里、孟买、金奈四大经济中心）也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但是莫迪政府并未同意。2017年5月23日，非洲发展银行第52届年会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举行，莫迪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动情演讲，正式提出了“亚非发展走廊”（Asia-Africa Growth， AAGC）计划，并向与会的非洲代表表示印度正与日本等国携手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印度与日本将共同致力于推动“亚非发展走廊”建设，确保在印太和非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源整合和项目开发。”会后与会代表共同发布了《亚非发展走廊愿景文件》，从该文件的内容来看，“亚非发展走廊”计划的目标在于促进亚洲、非洲两大增长极的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将非洲大陆与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推动构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亚非发展走廊” 计划作为印太框架下印日加强战略合作的尝试，经过双方领导人的确认，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动因和基础条件，但目前该计划仍然处于规划层次，其具体合作内容还有待确认和落实。
（三）印日在制衡中国崛起问题上抱团取暖
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印度和日本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也不断加深，应对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对印度和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是当前印太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由于中国与印度、日本互为邻里，且存在着历史积怨、领界纠纷和地缘战略竞合关系，而相反，日本与印度之间则无历史积怨、领土纷争以及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日印通过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共同制衡中国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在日本看来，寻找能够一同围堵、制衡中国的可靠伙伴是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印度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等结构性矛盾，而且在政治、安全和地缘上存在激烈竞争，印度无疑是日本在印度洋地区平衡中国力量和制衡中国的最佳选择。在防范中国问题上，印度与日本存在高度的利益契合。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中国曾邀请印度共建“一带一路”， 但印度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怀疑和担忧，害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渗透至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印度甚至还刻意鼓噪“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地区通过实施“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利用中国与南亚的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的港口合作进一步插手印度洋地区事务，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表示高度警惕。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印日两国都存在着忧虑，这为印日加强合作找到了共同目标，而且印日均有意与中国争夺地区的主导权，印日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制衡中国作为密切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目标。2014年8月，印度前外交秘书夏亚姆·萨兰 曾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和军事力量日益深入印度洋地区，这一切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架构，在此背景下，印度和日本必须加强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现实挑战。印度和日本均将中国的快速崛起视为本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威胁”，但同时它们认识到，“通过单方面行动来制衡中国，实现亚洲权力结构的平衡是不可能的，有必要通过某种联合力量来改变亚洲力量的失衡态势。”因此，印日两国通过强化战略联动效应，携手制华来实现其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印日安全合作的深化
近年来，印日两国在安全领域互动频繁，对话的级别不断提升。作为世界能源进口大国，保障能源安全对日本至关重要。印度洋是日本能源进口的重要战略通道，确保印度洋航线的航道安全对于波斯湾—红海石油供给线的畅通至关重要。而印度则希望借助日本的先进技术来实现其国防军事现代化的升级，将日本拉入印度洋区域，形成美日印三方合力，以壮大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声势，提升印度的影响力。近年来，印日两国在安全对话层面已经初步形成了年度全面安全对话、防务政策对话和军方高层对话三个对话机制。2008年10月21～23日，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印日双方签署了有关在核不扩散和反恐等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的《关于日印两国安保合作联合宣言》，表示未来两国将加强印度军队与日本自卫队的交流和战略对话，为持续推动印日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2009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印度，两国签署了《以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为基础促进双边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to Ad- vance Security Cooperation），同意每年定期召开国防和外交部副部长级“2+2” 会谈机制（副防长+副外长），这也是日本与美国之外国家签署的第二个“2+2” 对话机制。2010年7月，印日两国首次外交和防务部门“2+2”副部长级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双方共同探讨了印度洋上海洋通道安全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联合打击海盗等议题，并商定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2014年8月，莫迪总理到访日本期间，印日双方达成共识，决定将印日副部长级对话“2+2”机制升级为部长级。在印日安全合作机制化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双方战略互信也得以提升，两国军事演习活动越来越多，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2015年8月，日本参加了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Malabar）军事演习，这是日本首次参加在印度外海地区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始1992年的美印双边军事演习开始升级为日、美、印三边联合军事演习，三国在联合军演的规模、数量、质量等方面保持着很高的水准。2018年6月7日，日、美、印三国海军2018年度“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美国关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展开，印度派出“什瓦利克”级隐身护卫舰、“萨希亚德里”号（Sahyadri）、“卡莫尔塔”级护卫舰、“卡莫尔塔”号（Kamorta）和补给舰“沙克蒂”号（Shakti）3艘海军舰艇，日本则派出“伊势”号直升机航母、“冬月”号与“凉波”号护卫舰，三国参与此次联合演习是历次“马拉巴尔” 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内容包括航空母舰训练、海上反潜作战、水面作战、打击海盗、联合海上搜救行动等内容。近年来，日本加入“马拉巴尔”演习（Malabar Exercise）的常态化，印日联合军事演习范围正逐渐从印度洋向西太平洋地区拓展。此外，自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还派遣正式军舰参加由日美主导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RIMPAC）。在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领域，印度国内自主研发能力有限，严重依赖引进国外先进武器装备，以加强其军力。印度每年均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武器装备，目前，印度已经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为了使武器进口来源多元化，增加印度的军购选择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2016年莫迪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印日双方达成了军售协议，印度向日本购买12架US-2型水陆两栖飞机，此军售协议的最终达成，不仅是日本突破对印武器出口限制的重要一步，也凸显了印日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增强。2017年9月，印日“国防工业论坛”在东京举行，以促进两国的国防企业在军事领域的高科技项目上开展深入合作。2019年11月30日，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和外相茂木敏充赴新德里出席了首届印日防长+外长（2+2）磋商会，双方就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首次在日本进行战机联合训练等达成一致共识，两国还确认将加快达成日本自卫队与印度军队相互融通物质和劳务的《物质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推动两国军队间装备研发、联合训练等，日本可以使用印度洋地区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的印度设施，而印度则可以使用日本在吉布提的海军设施，这将实质性地扩大双方军事力量的战略影响力。印日双方在共同声明中表示要“共享自由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基于规制的印度洋—太平洋新愿景。”
（五）美国“印太”战略的助推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背景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以及美日同盟的互动是促进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的重要外部因素。印度和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盟友，两国均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同盟辐轴体系为印日双方在印太地区协调各自的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的提出，旨在依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以维护美国的霸权。日本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推动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自2011年12月美国主导的首次美印日三边对话会以来，三方之间战略互动日趋频繁，合作水平逐步升级，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为印日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机层面的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对于美国推进三边合作的意图， 日本和印度也表现积极，日本希望借机巩固美日同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印度则希望通过与大国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参与到印太地区事务中来，提升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还竭力在防务安全领域为印日接近搭建交流平台。正是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助推下，日印双边关系不断得以强化。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首次亚洲之行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之后，将“促进与盟友和伙伴关系”等原则写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将“印日扩展安全和防务关系”确定为是“建立亚洲内部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为日印战略互动搭建了重要平台，但美国因素对印日两国的重要性及影响程度不同。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石，日本需要追随附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而印度一直以来奉行不结盟政策，强调在发展大国关系时保持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相比较而言，美国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印度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太地区秩序和力量正处于调整与变革的新时期，印日两国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均谋求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和建构者。在印太框架下，印日两国相互借重扩大其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在诸多层面的战略合作增加，互动频繁，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对以往印日关系的超越与发展。
三、“印太”框架下印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及前景
作为印太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将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由于印日伙伴关系具有很浓的制华色彩，因此，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必将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温的背后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但也存在诸多分歧。两国在印太战略构想、身份定位、对华战略思维上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以美日同盟作为其外交基石，将继续追随美国推动其印太战略实施。但印度强调不结盟外交理念，乐于接受日印之间合作但不结盟的关系，在外交政策中始终坚持本国的“战略自主性”。在对华关系上，印度不会以牺牲中印关系的代价来发展印日关系，希望在各大国之间保持自主性平衡以获取最大利益。此外，印度对于域外大国介入印度洋地区事务非常敏感，这些都将影响未来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一）印日在美国的撮合下形成针对中国的伙伴网络，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诸多新挑战
美国一直利用中印、中日的结构性矛盾，拉拢两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从战略上构筑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日本和印度与中国互为近邻，两国同中国均存在历史积怨、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客观现实，心态十分复杂。日印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构筑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目标的日印战略互动新模式，日印携手处处与中国较劲，使得中印、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更加复杂化，摩擦龃龉时有发生。在当前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实施的大背景下，日本和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图谋日益凸显，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可能形成某种针对中国的伙伴关系网，使南海争端问题更加复杂化、多边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在当前南海问题不断升温的情势下， 日本还大力拉拢东盟国家，同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开展密切外交互动和军事合作，向东盟国家传递了错误信号。事实上，印日两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没有任何实际关联，但是两国却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领海矛盾和争端来制衡中国，使该地区秩序更加复杂化。随着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日印战略互动的加强无疑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中国与日本、印度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使现存的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更多新挑战。
（二）印日安全互动可能会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
当前，随着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印太地区也成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发布的国际武器转让数据统计，2015～2019年，印度的武器进口额占世界的9.2%，位居世界第二位。而日本2019年度国防预算，超过5.3万亿日元，创造了日本历史新记录。印日也越来越将军事力量的强大看作是其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印太地区也是世界军事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世界10支常备军中，有7支驻扎在该地区（中国、印度、朝鲜、俄罗斯、韩国、越南、美国），该地区还有6个拥核国家。在印太地区各大国间形成一种复杂多变的安全互动，再加上该地区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与竞争，主要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不同区域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使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印太概念的提出，美日印海军的密切联动，增强了印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互动与存在，摆开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和军备竞赛的姿态。考虑到美印日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前景，三方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将会更加频繁，无疑会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使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能源和贸易通道安全面临的压力陡增，不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三）有力地配合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发展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迎合了美国印太战略的需求，有利于日美同盟的巩固。近年来，随着美印关系的改善，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印度在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也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由于美国实力的下滑，不得不借重传统盟友并拓展新兴伙伴关系来维系甚至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在美国所主导的印太地区秩序框架下，日本和印度均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考量，对日印两国加强战略合作乐见其成，因而强力支持日印伙伴关系的强化。美国撮合印日联手构筑针对中国的的准同盟，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2018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以深化其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印度、日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相向而行为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创设了有利的内外条件，使这一伙伴关系向纵深化发展成为可能。
尽管目前印日关系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但事实上，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并非代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认知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印日两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存在诸多差异，两国致力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和相互借重的同时，其印太战略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各有打算。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 印度和日本有共同的利益，但两国的分歧也十分明显。日本希望印度成为制衡中国的可靠力量，通过强化日印战略伙伴关系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甚至拉拢美日印澳等国家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印度虽然也重视强化印日伙伴关系，但刻意避免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不希望通过牺牲中印关系为代价来发展印日关系。早在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呼吁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共建“价值观同盟”时，印度就因为担心会刺激中国而选择不参与。印度乐于接受日印之间合作但不结盟的关系，在大国间纵横捭阖，但印度无心加入美日等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同盟”，希望发展正常的对华关系，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印度不可能以牺牲中印关系为代价发展印日关系。此外，印度对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具有强烈的主导意识，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任何域外大国进入印度洋地区或介入南亚地区事务均保持高度敏感与排斥态度。印度欢迎与日本等国家在印度洋地区开展合作，但是印度对域外大国谋求主导印度洋地区秩序的行为都极为排斥。由于受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 印日两国在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看法难以达成一致。加上美日传统的盟友关系与美印之间正在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在其印太战略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的考量，均决定了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四、结语
在印太战略兴起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加强，双方战略合作范围和领域持续拓展。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加强是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使然，也反映了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印度与日本作为中国的主要邻国，且均与我国存在着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中国因素将会在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是印日两国共同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面对日印近年来的加速走近，需要客观看待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印日作为印太地区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三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议题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中国、印度快速崛起以及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面对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升温，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战略互动带给中国周边环境的挑战。同时也要积极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努力构建和谐、共赢与稳定的中印日三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本文转载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