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瓒玮：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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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2

导读：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摘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摘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

关键词：新冠离婚; 家庭; 社会变迁; 社会政策; 新社会风险

作者简介：王瓒玮(1983—),女,辽宁沈阳人,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日灾害史、环境史比较研究及日本社会研究。

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年伊始,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病毒的肆虐不仅引发了国际关系秩序及各国政治、经济等宏大格局的变革,更透过社会关系网络,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微观层面引起波澜。随着防疫时间的延长,中、日、韩、美等国相继出现离婚潮。不久,“新冠离婚”一词走红网络,在公共舆论空间引发社会沸议。而“新冠离婚”现象的本质是,在疫情干扰下社会复杂系统中既有风险的暴露。因此,疫情危机中的家庭行为选择,亦是对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映。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风险也出现了新的转向,被称为“新社会风险”。文章拟在“新社会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动态视角下,对日本“新冠离婚”社会现象作以剖析,并同时对相关社会政策进行探讨,以廓清日本“新冠离婚”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日本家庭的变化走向。

一、日本“新冠离婚”的出现与社会公共治理的回应

新冠疫情在日本的不断扩散,不仅中止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还让部分日本家庭亮起“红灯”。为减缓疫情给家庭带来的震荡性影响,日本政府、企业、NPO 等社会组织从不同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展开了对家庭的关怀与安抚活动,解决了相应的实际问题。

(一)新冠疫情与婚姻危机的凸显

早在 2020 年 3 月,“新冠离婚”便已成为日本推特(Twitter)等各大社交网站上的热词。受疫情影响,一些女性在家庭经济和家务压力不断增大、日常生活习惯被动改变的情况下,积累了较多负面情绪,并在疫情蔓延中愈加明显。

2020年4 月 7 日,日本正式进入“紧急状态”后,政府号召民众减少不必要外出,学校、店铺、商业设施等,纷纷关闭。随之,经济活动停滞所导致的失业、收入减少等情况陆续出现。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居家办公的方式,维持经营状态。丈夫与子女的家庭回归,虽然使家庭成员之间共处的时间增多,有助于加深感情;但另一方面,长时间相处也令家庭中隐匿已久的矛盾无处遁形,扩大了彼此间的情感裂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夫妻双方都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可缓解双方压力的相处模式。但是,当夫妻一方已达到心理承受的极限而不愿再进行婚姻生活的共建时,家庭便走向了解体。

截至目前为止,虽然日本总务省还无法对“新冠离婚”的实际数量做出准确地统计,但媒体已经进行了先期的网络社会调查,从其结果仍可对“新冠离婚”的特点做出管窥。数据显示,有 40%的受采访者曾在避疫期间考虑离婚,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 30～49 岁的年龄段;分性别看,女性为 82%,男性为 18%,女性主导离婚的特征非常明显 ^[1] 。致使夫妻选择离婚的理由来自于因疫而生的多种家庭情境。其一,“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家庭经济基础遭受打击后,夫妻因无法共同抵御经济压力而分道扬镳。其二,被诸多不确定因素作用下的情绪打败。家庭成员对疫情持续扩散下自身感染病症的可能性和未来形势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慌,从而影响了正常家庭关系的维系。其三,夫妻共同育儿导致吵架频繁。其四,意见冲突时意识到彼此性格不和。其五,对配偶施加家庭暴力,甚至出现虐待儿童等行为。最严重的是,日本已经在防疫期间出现了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的恶性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通过社会网络给日本的众多家庭传导了无形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波玲·布思(Pauline Boss)认为,家庭压力(Family Stress)是当家庭系统处在低潮、有压迫的、扰乱的和不平静的情境之中时,家庭稳定状态受到的波折 ^[2] 。而当家庭在社会环境改变中无法做出正向回馈时,便会出现婚姻危机。此时,适时的社会公共政策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在舒缓及排解家庭困扰、恢复家庭功能的作用上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公共治理对“新冠离婚”的因应影响

由于“新冠离婚”问题源生于社会系统之中,而有效的公共政策却能够通过调动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资源,构建合理的互动模式及整合机制,使问题得到妥善治理。

1.政府紧急经济对策对民生问题的调适。

日本政府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出台了总规模达 108万亿日元,关乎国计民生的紧急经济对策,其目的是以保障国民生命安全和生活为中心,缓解经济下行给家庭带来的压力 ^[3] 。

首先,对策体现了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政策规划中对学校临时停课后,如何保障青少年的学习环境和心理健康均有所涉及。这包括厚生劳动省需要为儿童俱乐部、家庭支援中心等育儿机构提供财政补贴,内阁府需要为企业创办的保育园提供必要支持等。第二,大力维持稳定的就业环境,设立雇佣调整补助金。该举措倾向于向新毕业学生、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外国劳动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第三,为中小企业抵御疫情危机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这包括,可在满足规定条件下,无利息偿还国家公债债务;扩充融资业务窗口,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为无担保、无利息的金融融资的实现提供可能;简化行政手续,加快资本流动等。第四,对生活困难者给予补助。其中规定,国民不分条件一律给予 10 万日元补助。对因受疫情影响而收入减少者,国民健康保险金、国民年金等予以免缴。第五,内阁府为应对防疫期间家庭暴力的升级,进一步完善了咨询帮扶体制,在原有的家暴应对体系基础上设立了“家暴咨询+”制度。家暴被害者可以通过拨打 24 小时热线电话、发送手机短信信息和电子邮件的方式与政府的支援中心取得联系,获得紧急的安全保护和综合性生活帮助 ^[4] 。第六,纳税制度实行特别措施,缓解企业及个人的经济压力等。

在疫情特殊时期,日本政府通过调节财政税收再分配,以及加强家庭支援体制建设等途径,给予了家庭及个人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为家庭减负,从而在政策设计上降低了家庭内部脆弱性暴露的可能。

2.企业的制度创新及商机创造对家庭的支持。

除了政府的制度保障外,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同样可以对家庭起到帮扶和支持的作用。疫情中,大量日本企业以捐款捐物、设立专项救援金等形式参与了社会公共救助。另有一些企业通过劳动方式的改革创新,协助政府部门更好地解决了家庭实际困难。

日本一家名为ICARE的公司,在疫情扩散后不久便宣布启用带薪的“新冠看护假期”制度,维持正常工作。这项举措是为确保员工可以有较为宽松的时间照顾不幸感染疫病的亲属而设立,最长期限为2周。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将“健康”定义为“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 ^[5] 。这一国际理念得到了ICARE公司的认同,并将之融入到了企业文化建设之中。该公司制定这一休假制度的初衷也是希望员工能够克服对当前日本“社会健康”所持有的怀疑心态,抚慰不良情绪。若亲属不幸染病,员工便可安心利用假期,通过关照身体“健康”的方式来确保社会系统的“健康”运行 ^[6] 。

制度创新之外,还有一些企业将“新冠离婚”潮视为社会变动下的商机,运用自由市场规则推出了商业化的临时避难所。与众不同的是,它由房屋租赁公司与法律代书公司共同运营,为产生离婚想法的的人士提供独立空间。当住客决意离婚时,避难所还能提供离婚的法律咨询和诉状代写服务,满足了一定的社会公共需求,体现了市场对社会供给的调节功能。

3.社会组织为家庭提供的社会服务。

政府与市场的力量之外,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它可以弥合因政府顶层设计不足及市场失灵所形成的社会鸿沟,给边缘人和弱势群体带来及时救助。NGO、NPO 等社会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展开独立活动,还可以与政府、企业以及地域组织合作,建立多样的社会共助网络。这一特点在日本灾后的生活重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在此次疫情中得以沿用。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组织的主要关注领域在于社会医疗、社会福利及青少年健康等。新冠疫情防治期间,约有 300 多家国内外社会团体先后投入到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工作中。他们在关照医护人员、老年人、青少年、残疾者、家暴者、生活困难者、在日外国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 ^[7] 。而这些被关照的对象,来自每个普通家庭。社会组织在自主筹措捐赠物资之外,还与政府展开了有效的合作。2008 年,日本曾创立“家乡纳税”制,按照该制度,纳税人可以选择将税金赠予他们所认可的地方自治体;作为回报,参与者可以获得来自自治体的礼品。利用这一制度的既有架构,地方政府和名为“小朋友的住家饭”的社会组织联合,向家庭施以援救。他们在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后,将应予以返还纳税人的物品捐赠给单亲家庭或生活困难的有子女家庭。受赠者可获得大米、学习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从而降低了因疫情带来的收入减少等负面影响。通过“礼物”的传递,“赠予”文化转化为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互帮互助的新社会交流网络。

总之,“新冠离婚”是疫情冲击下社会系统中的“家庭”单元所做的应激反应,是既有脆弱性的暴露。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释放的多层面社会支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部环境压力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值得讨论的是,为何仍有一些日本家庭在危难之际选择结束婚姻,而非共克时艰?

二、新社会风险的生成与转型中的日本家庭

“新冠离婚”社会调查已经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日本疫情期间出现家庭解体趋势的原因。除了疫情引发的恐慌属于社会遭遇公共危机事件时出现的短期变化外,家庭经济状态变化、育儿、家庭亲密关系建设等才是长期影响日本家庭生活走向的主要因素。而战后,日本的家庭关系出现较大变动始于 1970 年代后半期。日本学者加藤彰彦认为,日本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期后,离婚率一直维持较低的水平,直到 1970年代后半期,未婚率及离婚率才均有显著增长。普通离婚率从 1970年的 0.93‰上升到 2000 年时的 2.1‰。与此相应,日本的经济成长率从 1970 年的 7.9%直降到 2000 年的 0.8% ^[8] 。河野俊彦更为直接地指出,“日本的经济成长率与离婚率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9] 。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变化通常将向社会领域延展,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多维变化,促使家庭转型。

(一)经济全球化触发新社会风险

现代工业社会建立起的全球市场不仅将各国彼此相联,同时也将附着于社会内部的风险传播开来。关于“新社会风险”(New Social Risks)概念兴起的背景及定义,中国学界已有较为清晰的理论梳理,不做赘述 ^[10] 。总体而言,“新社会风险”是由瑞士洛桑大学朱利亚诺·波诺里(GiulianoBonoli)所提出,与旧社会风险(Old Social Risks)相区别。1970 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带来的新社会需求及新社会问题冲击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及生活方式,进而诱发了“新社会风险”。

“新社会风险”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去工业化的社会变革中,第三产业的兴起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导致结构性失业。第二,男性作为主要“家庭供养者”的地位发生动摇,女性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观念得到普及。第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女性对家庭的依赖性降低,致使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率上升,但单亲母亲的贫困率却在增加。第四,后工业化社会的就业模式出现非标准化及多样化特点。这使建立在全职雇佣、持续就业和稳定工资增长预期前提下的传统养老制度受到挑战,兼职或非全职就业将导致劳动者无法取得与全职工作者同等的养老金,产生老后贫困的危险。第五,人口老龄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社会学界开始出现对欧美理论包容、统合与在地化探讨的研究趋向,着重于寻求西方经验与日本社会现实问题之间话语解释力的再生成 ^[11] 。在经过批判性的分析之后,各国研究者们可能更易达成一个共识,即“全球化在深层次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 ^[12] ;另一方面,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空压缩”作用下,世界因经历“联合与分化”而呈现出“全球化中的本土化” ^[13] ,如此矛盾且流散的非线性景象。因此,可以从“新社会风险”的动态演变中,透视日本在向后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二)作为国家战略的女性地位提升与家庭转型

世纪之交,新社会风险在日本日渐显露,政府随之在社会政策领域全面展开了与欧美趋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曾先后制定了《劳动女性福利法》《男女雇佣均等法》,保护女性的就业合法权利及优化女性的就业环境。但由于劳动力充足,事实上女性依然被禁锢在传统“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观念之中,多为职业家庭主妇。

1.被政治发现的“女性”。

2000年后,少子老龄化与劳动力不足成为日本亟待解决的综合性课题。政府对职场女性的社会支持力度逐渐加大,增加女性工作机会和提高女性社会活跃度变得刻不容缓。2003 年,日本制定了《下一代育成支援对策法》,逐步注重调节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在劳动雇佣管理中持续贯彻男女机会平等的准则。2012 年安倍内阁第2次组阁以来,建设让“女性活跃”“女性发光”的社会成为具有号召力的施政纲领。安倍政府甚至将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度写入《日本再兴战略》(2014)之中,试图在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但未进入职场的女性身上挖掘忽视已久的“隐蔽资产”。少子老龄化的时代中,“女性”价值被不断外化。她们不仅走出家庭,成为日本经济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甚至被赋予政治符号意义的“女性经济”学还成为安倍政府国际交往中积极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的外交背书,给日本增色不少。

从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发布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中,女性就业率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处于 24～44 岁生育期的女性就业率,已从 1986 年的 57.1%上升到 2016 年的 72.7%,30 年间涨幅 15.6%。其中 2006—2016 年的 10 年间,增长速度最快,为7.8%。此外,由于受结婚生子等情况影响,日本女性各年龄段的就业率一直呈现 M 型曲线。而在 1986—2016 年的 30 年间,M 型的最底部也有了明显的上升。特别是 2012—2016 年间,20～40 岁的女性就业率提高了5%。同时,女性的社会工作参与意识也有了较大改变,对“即使结婚生子也要持续工作”的认同度从 1992 年的 26.3%提升到 2016 年的55.3% ^[14]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放弃工作,选择结婚或生育后回归职场 ^[15] 。1980—2012年间,双职工家庭数量与家庭主妇家庭数量相比,前者从不足后者一半,增长为后者的 1.5倍 ^[16] ,女性的“脱主妇化” ^[17] 特征十分明显。

2.“家庭”模式与“家庭”意象的再造。

女性价值的再发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日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女性与男性之间平均收入水平的逐步缩小,动摇了战后形成的标准家庭样式 ^{^①} 和家庭生命周期基础,从数据来看,1986—2018 年间,日本晚婚及不婚者、夫妇两人核心家庭数量及单亲家庭数量快速增加,标准核心家庭及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数量大为缩减 ^[18] 。并且,在法定婚姻制度之外的“事实婚”逐渐盛行。近年来,单身贵族、单身妈妈、单身爸爸、自由同居、分居家庭、再婚家庭、丁克家庭(Dinks),甚至颠覆传统家庭性别观念的同性婚姻,不以血缘身份为联结的单身者集体同居等纷纷出现。家庭形态的日趋多样化,反映了自由主义政策环境下个人主义思潮 ^[19] 对“家庭”意象再造的影响。在社会的进化中,人们愈加需要一个地位相互平等、个体价值与自由可以获得充分尊重、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更加强调爱与信任的“家庭共同体”,而远非居于同一屋檐,却时而充满暴力,亲密关系疏离的家庭实体。

(三)“工作-生活”平衡中的女性与家庭责任调整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的日本式雇佣体系,是以男性为中心区分“工作-生活”责任的劳动制度,并以长时间劳动及年资排辈等为显著特征。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 30 年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渗透及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日本的就业环境为之一变。虽然女性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但保守劳动秩序的延续以及经济增长的停滞,仍使很多女性不得不挣扎于工作与生活之间。

1.性别差异与社会风险的再平衡。

通常,夫妻双方能够平等地获得工作收入,才能促进家庭平等的分工合作。但当前,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求得平衡,实现公平的家庭内部责任分担,依旧是有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难题。厚生劳动省 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女性劳动者的薪金水平只为男性的 73.3%,男女待遇差别比在发达国家中的排名较低,并且女性难以获得升迁管理层的问题依然明显。不仅如此,职业分工上,女性多为事务工作者、服务业者;男性则多为产业工程或专业技术从业者。从工作稳定性角度而言,近八成的男性劳动者能够成为正式职员,非正式雇佣者仅为两成;相反,能成为正式职员的女性劳动者不超半数,大多数女性只能从事临时性工作,发生贫困的风险较大。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状况依然延续 ^[20] ,这对女性的长期职业发展有较大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实质是缩减国家福利支出,代之以自由市场和个人力量对社会变迁下的风险自我消化。这使女性在家庭中要承担育儿、养老两大重任。而日本社会保障虽为全覆盖型体系,但以养老为重心,兼顾育儿才是其根本特色。因此,在国家公共福利支出不断减少、自由市场化运行尚未成熟的背景下,有大量适龄儿童一直处于等待进入托儿所的状态中,且问题日渐严重。1994 年和 1999年,政府先后两次推出天使计划,使等待入托的儿童人数大幅减少。但2008 年雷曼金融危机之后,公共财政无力支撑过高的育儿支持政策,使等待入托的儿童问题重现。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各方党派达成共识,设计了“社会保障和税收综合改革”方案,期望通过将消费税提高到10%的方式减少财政赤字,获得充盈的政府财源,对包括儿童和家庭政策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再调整 ^[21] ,以维系福利国家水准。2017-2019 年,政府按照改革方向相继推出“育儿安心计划”、“新版课后儿童活动综合计划”等政策,并最终完成增税。

2.社会政策调整与女性“工作—生活”现状。

为减缓社会压力和家庭焦虑,政府还通过劳动方式改革、设置多种灵活多变的休假制度和生活支持政策来减少法定外工作时间,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这包括导入弹性工作时间制,鼓励兼职和远程工作;设有短时出勤制、周休三天制、男性陪产假;健全托儿服务等各类家庭友好型(Family Friendly)政策,打造了多层次的家庭支持体制网络。

30 年的体制转型中,日本家庭生活受到了切实的影响。总务省数据显示,夫妻平均每天陪伴子女的时间均有所增加,但男女之间总时间投入量相差较大,在发达国家中的排名仍较为落后。男性每天有酬劳动时间为8小时31分钟,家事关联时间(包括育儿、看护、家务)为 46分钟;女性每天有酬劳动时间为 4小时44分钟,家事关联时间为4小时54分钟。特别是有不满 6 岁子女的家庭,女性育儿时间反而增加了 1小时2分钟 ^[22] 。

虽然日本社会愈加认同男性应更多参与家务及育儿劳动这一观念,但大多数情况下仍停留在意识层面,尚未转化为执行力,一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如长时间工作才安心,请假是给周围人添麻烦等,仍不时发挥“理性”作用。因此,从收效来看,虽然有 40%的男性曾产生过休陪产假的想法,却只有 6.16%的人付诸于行动。2020 年初,新晋父亲小泉进次郎环境相在获休陪产假时也不得不承认,需要在意同僚的目光。社会现状下,近几年来已有近半数的年轻母亲不得不在产后选择离职 ^[23] 。男性在家庭中的长期缺位,也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所获得的支持感及幸福感降低。综合以上因素,加之疫情氛围的情绪催化作用,婚姻易于走向完结。

三、后疫情时代日本新社会风险的演化趋势与家庭重建走向

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已成为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变量,人类或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生(withCovid-19)的准备。为应对未来风险,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调整既有发展战略,在社会层面也制定了“新生活样式”,进入整体系统性调整期。日本人意识到生活已不再沿着既有方向行进,变化无处不在。尽管如此,由于社会经济形态未发生根本变革,“新社会风险”也将持续发挥作用。但需指出的是,疫情介入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变得更加复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错共存。这种演化趋势将对日本家庭婚姻关系产生新的塑造作用。

(一)经济衰退将增大家庭贫困风险

疫情给日本家庭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造成失业人口。与疫情初期相比,经受经济衰退打击的人口范围正逐步扩大。总务省数据显示,日本6月的失业人口为 195万,失业率为 2.8%。疫情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引发 2008年雷曼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失业大潮。6月下旬,仍有 236万人被迫停工休假,复工遥不可知,成为“隐形失业者”。

更严峻的是,日本已有 300多家中小型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停止雇用非正式员工情况增多,正式职员也存在被裁员的风险。那些原本就不受企业看重,处于“公司内部失业”状态的“窗边族”,或将成为首批牺牲者。这个群体,大多受雇于终身雇佣体制盛行的时代,处于 50 岁左右年龄段。但也有很多企业表示,不排除裁撤 30～40 岁缺乏创新性技能员工的可能。这一方面有利于冲击被长期诟病的日本旧有劳动体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会加深“中年危机”,将令部分家庭陷落贫困,加剧日本的“下流社会”化。

不仅如此,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的现实也使“工作-生活”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变得更加难以把控。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介绍,疫情已经导致全世界 2 500万人失业,女性比重高于男性。在日本,企业遇到经营危机时裁减非正式员工和女性员工似乎已是社会惯例。日本现有劳动者总人数中,约有 40%为非正式员工,其中女性比例一直高于男性。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旅游等服务业,约有6成为女性,其中 75%为非正式员工,她们首当其冲成为失业者。已婚女性的失业风险还有配偶分担,但日本约有 130 万以临时工作为生的无配偶女性,其中包括单身母亲、独身女性等,她们的家庭生活必将面临更大挑战。

(二)劳动方式改革将改变家庭相处模式

与疫情共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距离,却促使日本劳动方式改革进入全新阶段。2010 年以来,高新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刺激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日本政府 2016 年提出“社会 5.0”概念,即是设想利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高度融合,协同解决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规模缩小和社会活不足等问题。2017 年,安倍内阁的《劳动改革实行计划》更进一步指明,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生活方式转型 ^[24]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疫情使改革进程明显加速。

远程工作(telework)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让员工选择灵活的网络办公时间和地点,取代定点通勤。这一政策已出台多年,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曾一度引起关注,但在灾后却并未得到广泛应用。2016 年,日本百人以上规模的企业中,推行这一制度的仅为13.9%,其中大多数企业的利用人数不足 5% ^[25] 。疫情长期化,促使很多企业主动采用远程工作制。4 月,东京已经有 62.7%的企业启用远程办公。公私时间的混合一方面为家庭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带来可能,但也造成了相应的问题。首先,远程办公无法清晰鉴别加班时间,因而无法计算加班薪酬,使家庭收入有所减少。其次,远程办公虽然减少了工作出勤,但选择不归家,在外消磨时间的男性反而增多。第三,居家远程办公,会使夫妻双方精神压力增加。据调查,公司内工作时间的减少让超过 50%的男性反而感到工作压力加大。其中 30 岁年龄段的反弹感最为明显。他们多数属于公司执行层,原本便很难在不加班的情况下完成日工作量。居家远程办公虽然打破了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却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难以兼顾工作与生活。这种压力感被称为“劳动方式改革的副作用”。目前,日本约有1 200万的男性因此而患有隐性更年期障碍症。在此状况下,夫妻无法在生活上形成合作关系,影响家庭建设。据上述数据推测,短时期内,科技赋能不会较大改善日本人的家庭生活质量。

(三)复合型灾害风险将考验家庭韧性建设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几十年内世界严重自然灾害发生的风险有增无减。日本自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以来,已进入新一轮灾害多发期。仅 2018 年,便发生了包括台风 19 号在内的 7 次罕见大暴雨,水灾风险系数年年增高。2020 年 4～5 月间,关东地区先后经历暴雨侵扰和地震频发,且早已被预测、近 30 年内发生概率为 70%～80%的南海巨大地震、富士山火山喷发等高风险灾害事件更是不容忽视。若自然灾害与疫情交叠形成复合型灾害 ^② ,无疑将释放扩大性的破坏作用,给社会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同时,这也将对家庭承受不确定风险及灾后复原的韧性能力形成考验。这一点,可从东日本大地震至今的灾后社会复兴过程中略窥一二。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最近经历的一次巨大复合型灾害。灾后,日本的婚姻、家庭、生育等社会行为都曾出现波动。日本媒体人白河桃子通过大量震灾中的真实个体案例,展示了危机性事件冲击下家庭成员间的价值观和灾时行为选择的层层暴露。随之,“震灾结婚”“震灾离婚”“震灾同居”“灾后相亲”“灾后婴儿潮”等现象相继出现 ^[26] 。这些或正相或负相的选择结果改变了家庭原本的凝聚力,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远影响。日本家庭社会学者山田昌弘认为,虽然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一时之间因不安感而产生结婚想法的女性大增,但事实上 2011 年全国结婚人数较之前一年呈减少趋势,同样离婚率也没有明显增高。最终影响日本人对婚姻做出选择的关键还是经济问题,并且这一判定也同样适用于“新冠离婚”现象。山田还提出,由于疫情与震灾相比具有长期性、免接触性等特征,因此 2021 年的出生人口数字十分重要,但他推断日本应不会出现”疫情婴儿潮”,这源于日本人善于趋利避害的社会文化习惯 ^[27] 。

由此可见,新社会风险在经济衰退、劳动方式改革、复合型灾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正在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家庭将进入短暂蛰伏期。但如果日本经济在较长时间难以摆脱疫情影响、保持稳定,同时应对危机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以减缓家庭压力,那么仍有可能引发高离婚率。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曾从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理论及经济学的微观视角对包括离婚、结婚、生育、家庭内劳动分工、威望等家庭行为进行过阐释。贝克尔认为,家庭如同企业,是在婚姻的契约关系中结成的有效率经济单位。人们在婚姻及生育行为投入背后,所衡量的是经济理性的最大化收益。选择利他主义则是家庭可以度过灾害危机的重要条件 ^[28] 。该理论对包括“新冠离婚”现象在内的近 30年日本家庭变化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批评的那样,这一阐述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忽视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智慧。而在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人作为社会规制的建构者显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与自反力。正因如此,是在物质的丰欠中因循固有的婚姻起伏状态,抑或以内心之爱寻求家庭关系的重建与超越,才是后疫情时代给予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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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注释

①由夫妇及 2 个子女构成的家庭,是二战后日本的“标准家庭”形态。

②至今为止,“复合型灾害” 并没有统一的概念,这里指在前期灾害恢复过程中,发生另一个灾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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