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如 常思纯：印太视域下日本ODA的经济效应——基于OFDI与区域供应链的探究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日本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既有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获取受援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等政治层面的动因，也有促进日本企业对当地投资、确保日本海外经济利益等经济层面的动因。相应地，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供应链布局也受多种因素影响。学界关于日本ODA的动因与效果、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与生产网络的规范研究并不少见，近年来随着供应链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以及日本在印太地区推出一系列与调整供应链相关的措施和动作，关于日本供应链布局的研究也陆续出现。1那么，在诸多可能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中，如何定量识别ODA是否产生效果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成为其中的关键。

印太地区是日本投入ODA的重要对象。根据日本官方文件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使得两洋与两洲联结产生的活力成为国际社会安定与繁荣的关键”。2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均为日本“印太构想”3的重要实施地区。42016年日本正式推出该战略后，日本政府更加强调ODA的战略性，提出向印太地区进一步倾斜。5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ODA支出额从2015年的57.39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81.72亿美元，占日本ODA支出总额的55%以上。6同时，东南亚和南亚也是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从投资流量来看，2020年，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占其对亚洲投资总流量的比重约为56.4%,占其对世界投资总流量的比重约为17.7%;从企业数量来看，截至2019年10月，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企业网点数量占亚洲日资企业网点总数的比重约为37.5%,占海外全部日资企业网点总数的比重约为25.4%。7并且，日本经常宣称的减少供应链对华依赖、构建“韧性供应链”的主要承接地区也在东盟和印度。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日本ODA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途径，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要研究样本，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非洲国家，实证检验ODA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以期为研究日本今后进一步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提供参照。

一、日本对印太地区国家投入ODA的动向

长期以来，ODA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在日本拓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日本ODA支出额从20世纪70年代起显著增长，由1970年的4.44亿美元迅速增至2000年的127.07亿美元，其中亚洲所占比重达到六成以上。进入21世纪，日本ODA预算及实际支出额均出现较大波动，ODA支出额在2005年继续上升至160.77亿美元，这主要是源自对中东地区ODA的大幅增加，但之后转为减少趋势，到2015年已降至120.12亿美元，低于2000年的水平。8随着2015年日本政府修改《ODA大纲》,并将其更名为《开发合作大纲》,日本公开提出ODA应为国家利益做出更多贡献，强调要“积极地、战略性地、有效地灵活运用ODA”。9为此，日本ODA预算连续五年小幅增加，ODA实际支出额也有所增长，到2019年上升至146.83亿美元。

整体来看，自正式提出“印太构想”以来，日本逐渐加大对印太地区的ODA投入。在援助方式上，日本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援助以日元贷款为主，并且增长态势较为明显；在援助地区上，东南亚和南亚仍是日本ODA的主要援助对象，尤其是南亚，自2017年已经超过东南亚，成为获得日本ODA最多的地区。在日本全部对外援助中，针对东南亚和南亚的ODA支出额占比合计超过了一半，其中日元贷款的占比合计接近3/4,而且ODA项目的实施日益强调通过官民合作产生援助的协同效应，增强印太区域的“连接性”。

ODA影响企业投资和供应链布局有多种途径，例如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培养技术人才、援助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建设等。但是，如果仅通过现实描述和举例，这样的分析会比较零散而不成体系。在本部分中，我们尝试将日本ODA影响企业投资和供应链的机制纳入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中，识别其中的因果关联，为下一阶段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基于投资动因理论的分析

投资动因理论主要解释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的动因和区位选择。在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的研究中，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邓宁(John H.Dunning)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Eclectic Paradigm)14为基础，总结先期文献，提出了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将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划分为四类，即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15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提炼16。这一理论框架在此后的研究中被广为引用，后续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深化。坎特维尔(John Cantwell)和穆达比(Ram Mudambi)关注跨国并购的动机，将第四类外国直接投资的类型重新归类为“资产寻求型”而不再使用“战略”一词，并认为，由于具有创造能力的外国分支机构的出现，人们更加关注跨国公司的资产寻求动机，而不是传统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类活动。17佛朗哥(Chiara Franco)等则提出，在邓宁的理论框架中，“效率寻求型”的概念并不清晰，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没有明显区分；并且，几乎全部海外投资行为均与企业战略相联系，“战略资产”的概念也很难明晰。因此，其将跨国公司进行OFDI的动因进行整合，重新划分为三类，即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并以此为框架解析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动因的因素。18

基于上述理论，通过分析海外投资动因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到ODA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对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相对直观。其中，在资源寻求型OFDI中，资源的价格、质量、需求度及稀缺性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和资源能源进口大国，确保资源能源的廉价和稳定供给一直是日本在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开展ODA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市场寻求型OFDI,又分为对内市场寻求型和对外市场寻求型。在对内市场寻求型中，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潜力是核心，随着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市场潜力可待挖掘，日本对该地区实施ODA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获取当地对日本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以及日本产品的认可和好感，为日本企业培育和开拓当地市场创造有利条件。而在对外市场寻求型中，东南亚和南亚本身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是东南亚，长期为日本重要的加工组装和出口基地，对外市场连通性成为关键因素。日本ODA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例如帮助各国建立电子清关系统、统一标准认证体系、协调过境手续和程序等，使区域内各国对外连通更为顺畅，提高区域供应链的流转效率。

再看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相对复杂。所谓“非市场化资产”,指获取那些不能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转让的资产，主要体现为：(1)聚集效应，即融入某个地区形成的某些行业的生产网络；(2)学习效应，即获取技术溢出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3)支持型FDI,即为同一集团下的企业或者本国其他企业提供支持等。在区域聚集性方面，日本ODA投入的重点在于直接参与海外工业园区和工业带的建设，例如位于缅甸的迪拉瓦经济特区和土瓦经济特区，以及位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工业成长带等，或由日本方面直接出资，或由日本承建交通、电力等关键配套基础设施。19这不仅可以带动更多的日本企业参与当地投资，还有助于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使日本企业深度融入当地生产网络。在管理和技术人才的供给方面，日本利用ODA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地援建大学和高等职业学校，或者直接派遣技术人员赴当地开展培训，例如日本在东盟开展的“产业人才培养援助倡议”就是直接针对产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包括AI等数字领域高级人才的培训。20这不仅可以为日本企业提供优先获得人才的机会，还可以培养“知日派”和“亲日派”精英，为日本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拓展人脉。

无论是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还是非市场化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基础设施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佛朗哥等的理论框架中，又将基础设施分为交通、电力等“硬性”基础设施和高质量通信系统、金融服务体系、政府廉洁程度和行政能力等“软性”基础设施。21这与日本在“印太构想”下提出的以印太地区“连接性”作为援助重点、增强“物理连接性”与“制度和人员连接性”的ODA理念有对应之处。从具体实践来看，日本重点支持建设越南岘港经老挝、泰国至缅甸毛淡棉的“东西经济走廊”,越南胡志明市经柬埔寨金边、泰国曼谷至缅甸土瓦的“南部经济走廊”,印度新德里—孟买产业动脉，印度尼西亚离岛开发与海运物流网，东非经济走廊等，并逐步“由点至面”地建设跨地区、连接经济节点的公路、铁路以及港口、机场交通枢纽。例如，东西经济走廊上的越南海云关隧道项目、越南岘港改扩建项目以及泰老湄公河友谊大桥项目，南部经济走廊上的柬埔寨河良大桥项目、柬埔寨国道建设项目以及越南盖梅国际港项目，印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速铁路项目以及东北州道路网连接性改善项目等，都是日本对东南亚、南亚地区实施ODA援建的重点项目。这为日本企业获取当地资源、开拓内外市场、深入当地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助力。

(二)基于公共经济理论的分析

公共经济理论以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最早源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理论。22公共经济理论认为，政府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即由政府部门负责提供那些社会边际效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因而不能通过市场有效供给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私人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会与社会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发生偏离，由于决定企业行为选择的是私人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而非社会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因此，为促使企业进行有效投资，就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引导作用。23

公共产品理论又延伸出“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一般而言，国际或区域公共产品意指由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单方或多方共同提供，利益惠及一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公共产品。国际和区域公共产品同样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提供国际或区域公共产品意味着提供者要利用自身“经济剩余”、承担“额外成本”,但同时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可为提供者带来特殊的利益资源，包括因提供行为而产生的行为合法性、因行为公益性效果而产生的立场道义性，以及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标准、规则的议程优先性等。24

基于上述理论，从经济活动角度来看，提供公共产品、化解外部效应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实际上是政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手段，而ODA是实现这一手段的载体。一方面，日本提供ODA创造更优营商环境，促进日本企业对当地的投资。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居民消费能力强、技术先进、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较高，跨国公司在此投资，不仅拥有成熟的生产经营配套资源和巨大的销售市场，还可以享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因此，在面向发达市场时，无须政府提供ODA,跨国企业也会进行投资。事实上，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美国和欧盟的合计占比能够达到46.15%。25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外商企业在此生产经营往往会面临一定困难。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在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进行生产的日本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制和税制运行不透明、治安和社会形势不稳定等。26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的发展中国家又具有廉价而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尚未饱和而有待发掘的市场、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等优势，此时ODA就可以起到平衡社会边际成本效益和私人边际成本效益的效果，从而调节资源配置。因此，社会治安和行政管理、灾害防治和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以及城市综合治理，包括上下水系统、电力供应系统、城市交通系统等，都是日本在印太沿线国家开展ODA的重要内容。这可为日本企业提供顺利进行生产经营的环境，使其能够利用当地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红利，从而促进对当地的投资。

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供给能力，有利于日本企业深入当地生产网络，优化在区域内的供应链布局。以东盟国家为例，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20年的调查，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由企业所在国供应的比例平均为32.2%,其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所在国供应占比分别能达到59.9%和47.4%;在由企业所在国供应的全部零部件和原材料中，来源于所在国其他日资企业的占比平均为39.4%,来源于所在国本国企业的占比平均为48.5%,说明日资企业和当地企业均为重要的供应来源。27日本ODA在受援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人才培养、政府治理水平改善等活动，不仅使对当地投资的日资企业可以获益，东道国本国企业也可以获益，这既可促进日资企业之间生产网络的形成，也有助于增强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联系、提升当地的供应能力。根据前述JETRO调查，在计划未来1—3年间扩大采购的全部受访东盟日资企业中，平均有60.7%的企业计划扩大在当地的采购。在此基础上，日本ODA将促进区域“连接性”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作为重点，强调区域内互联互通。实际上，2020年，东盟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由包括企业所在国在内的东盟全域供应的比例，平均已经达到46.2%。28这将促进企业所在国的供应链与区域供应链相融合，一些生产和经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可以直接在区域内调配，从而整合区域供应链布局、提升区域整体供给能力。

根据前述分析，日本通过对印太沿线国家投入ODA,改善当地投资环境，提高日本企业相对竞争力，增强东南亚和南亚区域内连接性，提升区域整体供给能力和区域供应链运转效率，从而促进日本企业对当地投资的增加、生产和经营网络的深化以及区域供应链的延伸。为在实证中刻画出ODA的经济效应，我们选用三项指标，分别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简称“投资流量”)、日资企业生产和经营网点数量(简称“企业网点数量”)以及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两项假设：其一，ODA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正向作用；其二，ODA对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具有正向作用。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对于假设二，以东南亚和南亚的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由东盟地区供应的占比(简称“东盟供应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各年版《海外日资企业经营状况调查(亚洲和大洋洲篇)》。31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自2008年起对东南亚九个国家和南亚四个国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来源进行统计，因此本文以除新加坡之外的JETRO进行统计的东南亚和南亚12个国家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回归样本32,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缅甸、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在回归结果列报中，以aseansr表示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应比。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研究的是区域供应链延伸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以东南亚和南亚整体的供应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似乎更为全面。但是，一方面，JETRO没有就当地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南亚的占比提供连续数据；另一方面，日本延伸区域供应链的重心在东南亚，以2016年的调查为例，南亚国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东盟的占比平均为10.41%,而东盟国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自印度的占比平均仅为0.48%,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采购自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除日本、东盟、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也仅为0.73%。因此，此处以东盟供应比作为区域供应比的衡量指标。同时，虽然我们按照现有情况和数据选用指标，但是今后日本将在包括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的整个印太沿线国家加强经济的“连接性”,从这一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将为未来的发展走向提供一定参照，这也正是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为ODA支出额，数据来自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各年版《ODA白皮书》。33ODA支出额采取对数形式，在回归方程中，lnoda表示ODA支出额的对数值。除主要解释变量以外，本文加入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人口、国家治理水平、通信基础设施水平等控制变量，用以控制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市场规模和潜力、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对投资和供应链布局造成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lnpgdp表示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pop表示东道国总人口的对数值，fphone表示东道国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线路数量，用以衡量东道国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三个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数据库。34wgi表示国家治理指数，由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数据库中提供的六项指标的均值计算得出，该六项指标分别为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法制法规、监管质量以及发言权和问责制，用以衡量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35

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异质性特征，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回归方程中，d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yeart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国家固定效应一般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效应，例如东道国与投资母国的地理距离、与进出口市场的邻近性、是否内陆国等；年份固定效应一般用于控制宏观环境的变化，例如某一年份区域经济形势整体出现变化，或者某一年份日本谈签新的区域合作机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投资和供应链布局。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参见表2。

在理论分析和构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部分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要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日本ODA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在稳健性检验中，除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关性以外，还在样本中加入非洲国家，进而验证日本ODA支出额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最后，将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进一步拆分为所在国供应比和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以辨析区域供应链延伸的主要来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ODA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的作用

根据前述分析，首先，以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东南亚和南亚16个国家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日本ODA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的作用。回归结果列示在表3中。其中，第(1)—(3)列为以投资流量(lnfd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4)—(6)列为以企业网点数量(lnfirm)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4)列仅考虑主要解释变量ODA(lnoda),第(2)列和第(5)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和总人口(lnpop)控制变量，第(3)列和第(6)列继续加入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wgi)和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线路数量(fphone)控制变量。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影响并不稳定，在大多数回归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甚至在有的回归中出现了系数显著为负的情况。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国家限于东南亚和南亚，没有明显反映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普遍影响；另一方面，ODA的投入引导企业向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居民消费能力本身没有那么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与这些因素原本应该产生的正向作用相抵消，因此无法将影响显著识别出来。此外，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变量wgi,在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政府效率、政治稳定、腐败控制和监管质量等方面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日本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而衡量通信基础设施水平的变量fphone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相对于硬性设施，日本企业对于国家治理水平等投资软环境更为敏感，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改善营商环境对于增加日本企业投资更有效果。

2.ODA对区域供应比的作用

接下来，以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东盟供应比(aseansr)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东南亚和南亚12个国家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ODA是否对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区域供应比具有正向作用。回归结果列示参见表4。

(二)稳健性检验

1.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关性

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方式为考虑误差项的组内相关性。回归结果列示在表5中。为使结构清晰、篇幅紧凑，省略基准回归结果列报中的中间一列，仅汇报单独考虑主要解释变量的情况和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情况。其中，第(1)—(2)列为以lnfd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4)列为以lnfirm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5)—(6)列为以aseans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3)和(5)列仅考虑lnoda,第(2)、(4)和(6)列加入lnpgdp、lnpop、wgi和fphone等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相同，在以lnfdi和lnfirm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使用东南亚和南亚16个国家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在以aseans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使用东南亚和南亚12个国家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2.扩充ODA对象国

第二种稳健性检验的方式是扩充ODA对象国。考虑到非洲也是日本践行“印太构想”的重点区域，并且日本“印太构想”具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将改善亚洲与非洲的“连接性”视为推动“印太构想”的重要支柱之一36,因此我们在样本中加入非洲国家进行检验。由于非洲的统计数据缺失较多，在此使用2005—2019年日本投资流量数据的缺失值不超过五个的国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利比里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南非，共十个非洲国家。同时，由于很难找到非洲国家日资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来源的连续数据，日资企业可能也尚未在当地形成系统的供应链和生产网络，此处仅以lnfdi和lnfirm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样本为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26个国家，期间为2005—2019年。回归结果列示在表6中。

综上所述，在扩充ODA对象国后，日本ODA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不仅表明回归模型的稳健性，也进一步验证了日本ODA在包括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在内的印太沿线地区的经济效应。

(三)关于供应链的进一步分析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的ODA投入不断增加，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那么，这一供应链的延伸，究竟是源自企业所在国本身还是源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聚焦于东盟国家，对企业供应链的布局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分为来自所在国的占比和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即“所在国供应比+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东盟供应比”。样本为基准回归中的东南亚八个国家，期间为2008—2019年。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7中。其中，第(1)—(3)列为以企业所在国供应比(locals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4)—(6)列为以东盟其他国家供应比(others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同，第(1)列和第(4)列仅考虑lnoda,第(2)列和第(5)列在此基础上加入lnpgdp和lnpop控制变量，第(3)列和第(6)列继续加入wgi和fphone控制变量。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这一实证结果的现实反映为，随着日本ODA的投入，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本身的占比，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而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企业来自东盟全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因此可以认为，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提出的从“软”“硬”两方面加强东盟全域内外陆海空连接性、与东盟共同构筑抵抗风险的韧性供应链，以及日本一直致力于推动的从越南岘港途经老挝、泰国至缅甸毛淡棉的“东西经济走廊”和从越南胡志明市经柬埔寨首都金边、泰国首都曼谷至缅甸土瓦的“南部经济走廊”等，就是直观的现实案例。

(一)主要结论

印太地区是日本提供ODA和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点区域。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日本ODA影响投资和供应链的途径，并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为主要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日本ODA支出额对日本投资流量、企业网点数量和区域供应链的作用效果，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以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ODA支出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在所有回归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没有对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影响，说明ODA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日本ODA的增加，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促进了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网点的铺开。第二，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和南亚ODA的投入，当地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东盟地区的占比显著上升，在东盟全域范围内的区域供应链有所延伸，说明日本企业更加注重深入当地的生产网络，拓展所在区域的供应链。第三，在加入非洲国家的稳健性检验中，日本ODA对投资流量和企业网点数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不仅表明回归模型的稳健性，也进一步验证了日本ODA在包括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在内的印太沿线地区的经济效应。第四，随着日本ODA的投入，在东盟日资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相对于来自企业所在国本身的占比，来自除所在国以外的东盟其他国家的占比显著上升，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企业来自东盟全域的供应比有所提高，说明日本供应链延伸的方向更注重整个区域范围内，而非仅注重企业所在国本身。

(二)基于结论的进一步分析与展望

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涌现的国际形势下，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生产停滞及物流、人员流动的中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医药产品、机械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供应链一度面临断裂风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日本政府也加大对供应链的干预力度，出台了专门用于供应链重组的补贴计划和鼓励措施，动员日本企业将供应链分散到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国，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目前，日本已将重塑供应链作为后疫情时代本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提出要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通过实现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和优化库存，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型”供应链向更为灵活机动的“韧性”供应链转变。37

其中，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成为日本加强供应链韧性及多元化的重要合作对象。2020年4月，日本与东盟发表《日本—东盟经济韧性联合倡议》,提出将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生产基地多元化，建立一个兼具风险应对力和成本竞争力的韧性供应链。387月，双方又发表了基于上述联合倡议的行动计划，日本确定将加大对东盟各国经济韧性的援助力度，将重点放在通过提供海外供应链多元化补贴支持企业的多元化生产投资、利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推动产业与物流高度互联以及进一步加强IT等高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3911月，日本与东盟领导人确定今后双方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重点为从“软”“硬”两方面加强陆海空走廊的连接性(相互联通)、共同构筑抵抗风险的韧性供应链。40同时，日本宣布与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湄公河五国建立“湄公河可持续发展投融资伙伴关系”,加强供应链合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1

不过，尽管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是目前日本重组供应链的主要合作对象，但这些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与中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日本将进一步加大对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ODA投入力度，在交通物流、气候环保、尖端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积极推进高质量投资的同时，加强双方“制度”与“人员”的相互联通，使之服务于日本企业的发展战略，努力构建“韧性供应链”,为优化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日本企业投资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2020年11月，“日本—东盟首脑峰会”公布《日本—东盟连接性倡议》,日本表示将以目前正在实施的总额约为2万亿日元的“陆海空走廊连接性”项目为中心，支援东盟内部的互联互通，并在三年内为该地区培养1000名专业人才。42而且，日本已经确定将为东盟“脱碳化”提供1万亿日元的投融资，主导制定实现“脱碳”的时间表，促使东盟引进可再生能源和强化节能。43特别是日本强调将推动东盟由煤炭火力发电转向液化天然气发电，这一方面将为日本企业在东盟绿色经济发展中赢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将中方火电基建投资排挤出印太地区新兴市场的意图。2021年9月，“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发表《日本—东盟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优先事项》,提出重点将在产业、地方和城市建设等三个领域推进东盟各国的经济韧性化。44随后在10月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峰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日本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健康保健、数字化等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韧性供应链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452022年1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访问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并发表《亚洲未来投资倡议》,提出日本将帮助东盟进一步提升作为地区供应链枢纽的吸引力，在供应链、连接性、数字创新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投入。46

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日本ODA的重点投入方向。印度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ODA的最大援助对象，为帮助印度提高产业竞争力，日本对印度国内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援助。近年来，日印签署了多个面向印度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金奈、艾哈迈达巴德等城市地铁系统建设的日元贷款协议。2020年，日本向印度班加罗尔地铁二期建设工程、德里地铁和加尔各答地铁的四期建设工程提供共计1811.05亿日元的贷款，向印度阿萨姆邦交通网线建设提供152.85亿日元贷款。2021年3月，日本又与印度签署总额达2762.96亿日元的七个日元贷款协议，主要用于建设班加罗尔、德里和加尔各答城市地铁以及强化东北部道路交通连接性、推进农作物多样化、改善医疗设施和供水系统等。47至于孟加拉国，2017年超过越南成为日本ODA的第二大援助对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援助大幅增加。2020年8月，日本与孟加拉国签署总额高达3382.47亿日元的七个日元贷款协议，主要用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城市交通网线和地铁建设，以及该国加济布尔、库米拉、纳拉扬甘杰、科克斯巴扎尔等几大城市的铁路、国际机场、干线道路等建设。2021年11月，日本又与孟加拉国签署总额达2922.79亿日元的三个日元贷款项目，分别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建设超超临界压力火力发电站以及改善首都达卡城市交通线路。48

此外，日本还积极引入域外国家来增强整体实力。目前，日本正努力联合澳大利亚与印度一起打造“韧性供应链联盟”。2020年9月，日印澳三国举行经济部长视频会议，计划以现有双边供应链网络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三国供应链合作。492021年4月，日印澳三国经济部长正式发表启动“供应链韧性倡议”的联合声明，确认将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共享强化供应链的成功事例和为有意向企业提供合作机会等方式，加强汽车、医疗器械等产业的地区供应链合作；三国确定为进一步推进该倡议，将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未来还将向东盟等“可靠供应者”敞开大门，争取扩大倡议实施范围。50同时，日本也在积极推进与美、欧的合作。202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确认建立“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重点将在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开展合作。5111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启动“日美贸易合作框架”,随后日本、美国和欧盟召开“日美欧三极贸易部长会议”,旨在强化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日美欧三极领导地位，共同应对“其他国家非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52日本还计划与美、欧共同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积极联合西方盟友，不仅要为东盟及印度等印太国家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也要加大力度争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规则制定权和标准主导权，以更有效提升自身对外经济及战略影响力。

(三)政策启示

日本着力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打造连接东盟内部并进一步发展为通向印度洋的陆海空大动脉，积极推进“印太构想”下跨区域互联互通，意图为日企投资打破物流瓶颈、创造更优环境，确保供应链畅通，并“带领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的亚洲强势复苏”。53后疫情时代的日本，将积极通过创新与转型，以ODA为后盾，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支持日本企业争夺地区重点国家市场，对冲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应密切关注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强化对华制衡、动员日本企业调整并转移供应链的动向，及早制定措施积极应对。

第一，继续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扎根当地市场。ODA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还使得日本企业在当地的供应链不断延伸。而且，这种供应链的延伸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在整个区域内进行布局，形成区域供应链的发展。今后，中国可吸取和借鉴日本经验，进一步夯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合作，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潜力，使得中国企业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能“融进去”,深入当地市场和生产网络，与投资所在国和所在区域共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扩大销售渠道、拓展市场空间，也有利于减少中国对一些国家贸易顺差带来的摩擦。同时，在促进企业投资时，也需正确评估中资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帮助中国企业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和投资项目，做好风险防范。

第二，稳定和高质量利用外资，警惕日本官方政策对企业决策产生的外部引导作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政治、宏观经济环境为收益的稳健性提供保障，成熟的国内产业链可以减少外部风险，这些都是吸引日本企业等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地区，大部分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1年的调查，40.9%的在华日资企业预计在一至两年内扩大在华业务，55.2%的企业预计维持现有规模，仅有3.8%的企业预计收缩规模或者撤出投资，表明在华日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稳定。54但是，日本政府宣称的“对华脱钩论”“供应链转移论”,以及为日本企业供应链转移提供补贴等政策，可能对新增投资产生引导作用，一些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新投资项目可能会转向东南亚、南亚等印太地区，这方面需要重点警惕。而且，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日本正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区域供应链的拓展，弥补单一国家市场规模和国内供应链的不足，从而形成可以与中国市场和国内供应链相竞争的条件。对此，中国更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稳定和高质量利用外资。

第三，密切关注并积极应对日美、日欧联手对华竞争、防范与牵制的态势。随着印太地区经济及地缘影响力不断上升，日美欧均加大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并有联手对华制衡的趋势。欧盟在2021年9月发布印太地区合作战略文件，12月宣布启动“全球门户计划”,旨在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战略接触，并将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552021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电话会谈时表示，日本和欧盟将共同推进在第三方市场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加强合作。56同时，日美同盟也进一步向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扩展。2022年1月，日美首脑举行线上峰会，双方决定设立经济版“2+2”会谈机制，由日美外交与经济部长参与，会谈内容将集中于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和供应链、技术投资、标准制定及出口控制等方面。岸田文雄还对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新框架”表示了强力支持的态度。57可以预见，处于印太中心地区和供应链最密集区域的东南亚、南亚各国将成为日美欧在印太地区推动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点拉拢对象，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需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第四，有效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促进中日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日本利用ODA为印太地区改善“硬件”与“软件”基础设施，不仅有助于推动日本企业对当地的直接投资，客观上也在消除投资障碍、改善营商环境及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为中资企业在当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合作机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同样也有助于日资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随着2022年1月1日RCEP率先在中日等十个成员国生效，中日之间首次建立起双边自贸关系。并且，根据RCEP原产地累计规则，缔约方区域价值成分累计达到40%就可视为具备原产资格。有效利用RCEP,有望推动中日企业在区域内灵活选择最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渠道，优化重塑跨国企业区域布局，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以亚洲为中心的高效且强韧的产业链，增强抵御域外冲击的能力，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