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睿时评】莫迪政府经济改革与印人党地方选举关系探究-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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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4

导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王春燕博士[1]【摘要】莫迪通过对印度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带动了印度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王春燕博士[1]

【摘要】莫迪通过对印度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带动了印度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效果。随着印度23个邦在这段时间陆续进行了地区议会选举，从目前结果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地区选举中既有极其成功的地区，也有失败的结果。那么经济改革发展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地区议会选举之间是否有联系呢？本文试图通过选取一定的经济指标来表示经济改革发展，并运用相关数据分析方法考察其与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地区选举的结果关系。通过分析，认为在当前印度经济发展阶段，可用电力增长率这一指标与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地区选举的结果有者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印度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地区选举

正文：

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一直以“改革总理”示人，不管是2014年8月在总理官邸举办的《让印度重回正轨—经济改革的行动议程》发布会[2]，还是日后其不断提出的“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口号，抑或在2017年印度财政部公布的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起草的《三年行动议程》方案，拟定未来3年印度发展蓝图，都展现出莫迪政府对印度经济改革的决心和愿景。与此同时，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印度各地区陆续开展了议会选举，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北方和东北部地区都取得了不错成绩，这样的地区选举成绩与莫迪执政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否有联系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印度23个邦的地方选举情况与经济发展情况的考察，来探究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与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地方选举结果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经济发展与选举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发展作为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衡量因素，对选举多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凯伊（Key）提出的“惩罚-奖励”模型（Punishment-Reward model）一度最为流行，根据该理论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奖励那些在经济上表现较好的政党并将其选上台，同样也会通过投票的方式惩罚那些经济上表现糟糕的政党。然而现实中，经济发展与选举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论，往往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即有时候符合，有时候不符合。[3]因此有学者指出选民通常将经济作为自己投票的一个衡量指标，只有当他们认为政府需要为自己的经济情况负责的时候，他们才会使用选票的方式来奖励或者惩罚当政政党。[4]事实上，希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经济发展情况影响选举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对选民在经济问题上有期许或者承诺，而选民也认为政府应该为积极的经济增长行为负责任的时候，那么选举与经济之间就会有强烈的联系，而且在该情境下，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联邦政体的时候，经济变化首先影响的是地方选举。[5]

最近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经济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出经济发展与选举之间的关系？选民到底依靠什么经济指标对投票做出决定？帕特里克·林奇通过对1872年至1996年美国选举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以及价格变动对选举的影响已经有120年的历史，政府的农业、工业发展以及就业率都会对选举带来重要影响。同时自1946年以后，选民对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更为敏感。[6]也有学者将经济发展对选举的影响转向群众的经济认知与选举关系研究，为了选举获胜，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不得不提供有价值的政策本身，而不是空头支票，同样，他们也面临着在选举中被淘汰的风险[7]。国内学者郑振清和巫永平通过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选举政治考察，认为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这一变化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政治集团对抗或意识形态口号竞争的选举模式，转而形成了以公共政策竞争为主的政治变迁模式，以应对经济衰退，[8]

简言之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选民投票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在一个低速增长周期以及高速增长周期，经济发展与选举状况并不相同，在一个低速增长的周期中，人们更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但是当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变得严峻的时候，群体性收入指标与选举的关联性变得更强，同时选民更在乎当下经济发展情况，对于过去的经济改善或者成就并不关注。[9]当然，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对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也不代表可以忽略其他的因素，比如选民心理需求、政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变化等，当然也包括了经济模式本身存在的解释力有限的问题。[10]

印度自1990年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历届政府都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关于印度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印度选举之间的关系研究，学界成果并不多，比如张淑兰教授在2004年的文章中指出，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改革因素不仅是印度大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其他重大决定性因素背后的影子因素，此外，选民对经济改革的内容设计、效率以及公平的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11]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印度选举出现了一些特征，比如反对在任政党投票，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兴起，政党联合模式的变化以及地方群众与精英阶层对于经济改革认知的分化（分化使得印度精英阶层更侧重经济改革，而地方群众更看重公平），通过对比哈尔以及哈尔亚纳两个邦的地区议会选举的分析，认为经济改革或者经济增长在印度地方选举关联性不高。[12]不管如何，对印度经济改革或者经济发展与选举政治之间的研究，在学界依然处于较为薄弱的阶段。

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致力于印度经济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税收制度的改革、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的改革，并大规模发展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印度制造”以促进印度工业发展，积极寻求印度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印度整体经济活力，2017年，印度GDP总量约为2.59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法国，而2018年的GPD增长率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将达到7.327%，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中进出口增长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都取得了不错的增长。在莫迪完成了印度税收改革，将消费税进行统一管理之后，印度税收保持稳定增长，间接税在2017-2018财年的增长率达到了16.58%，表明实行货物消费税改革并没有引起税收巨大问题，反而实现了税收增长。同时，自莫迪执政以来，居民消费指数（CPI）一直控制在10%一下，在2018年平均控制在5%以下，印度宏观经济面全面向好。

在这一积极的经济形势下，印度目前有23个邦或者直属行政区进行了地方议会选举，印人党的选举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么这个选举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是否有联系呢？这也是本论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因此，通过考察当前印度经济改革发展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地区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探究经济改革发展对选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算是从经济指标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政治问题，更好地去理解民主选举的全貌。

二、当前印度地方选举情势与经济改革的联系

莫迪执政以来，通过对2015年、16年、17年以及18年印度地方选举情况的考察，在目前23个邦或直属行政区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9个地区执政，在12个地区议会席位有所增加，其中8个地区取得了零的突破，在北方邦、曼尼普尔邦和特里普拉邦一举成为执政党。但是在另外8个地区议会席位有所下降，尤其在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选举中损失惨重，被国大党打败。如果说2017年印人党在印度地方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2018年地方选举，印人党遭受了一定冲击。

（表1：印人党在地区议会选举中的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印度斯坦时报，印度选举委员会网站内容整理）

相比于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人党赢得印度大选胜利之前，印人党执政（包括联合执政）的地区从7个增加到9个，党派势力渗透了另外的8个邦，在目前已经进行选举的地方议会中，只有普度切里和泰米尔纳德没有印人党的势力，其他地区都有印人党的身影，从政党规模和广度的角度来说，在莫迪执政的这近5年的时间里，印人党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了更好地分析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与地方选举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将选取各邦的GDP增长率、可用电力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工业产值增长率、农业产值增长率、服务业产值增长率、建筑业产值增长率与印人党地区选举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之所以选择这7个指标，首先是想通过地方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来考察其与选举结果的关系，所以选择了地区GDP增长率这个指标；其次为了更好地考察各产业的发展与选举之间的关系，于是除了选择工业、农业、服务业的产值增长率以外，还选择了制造业与建筑业的产值增长，旨在测试当前印度政府大力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印度制造”这样的政策是否会对选举产生影响。最后，引进了电力增长率这个指标来表示民生的改善，并用此指标来考察经济发展与选举的关系，基于这些自变量设计的基础上，假定印人党选举结果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成功（获得竞选胜利或者与上一次选举结果持平的情况）与失败（竞选失败或者与相比于上一次竞选结果变糟糕的情况），因此初步设定Y=a₁X₁+a₂X₂+a₃X₃+a₄X₄+a₅X₅+a₆X₆+a₇X₇+e，其中Y是因变量，表示选举结果，X表示自变量，X₁表示，X₂表示，X₃表示，X₄表示，X₅表示，X₆表示，X₇表示，a表示系数，e表示常数项。

由于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经济数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于2018年进行选举的一些地区的经济数据并未公布，故不能参与数据分析，根据现有的资料整理出具体数据情况如下：

（表2，印度部分地区数据情况，数据来源：印度储备银行）

在逻辑回归分析过程中，由于缺少更长时间的数据支撑，很难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得数据不能完全支撑模型。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就此数据进行分析，本论文采取Spearman的分析方法，通过考察变量相关性的关系来寻找经济发展指标与选举结果的关系。根据该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果：

（表3，数据相关性关系。以上Spearman 相关性为相关性系数，显著性（双尾）为P，P<0.05表示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越接近于1表示相关性越大。相关性系数正数表示为存在正相关，负数表示为负相关。）

通过对这一组相关性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选举结果与可用电力增长率，服务生产值增长率呈现正相关联系，而可用电力增长与选举结果之间的联系更强一些；与制造业产值增长率、工业产值增长率、农业产值增长率、建筑产值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建筑产值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联系更强一些。

从实际情况来说，可用电力增长率对选举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201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表现。2017年，印度举行地方选举的地区有：果阿邦，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曼尼普尔、喜马偕尔邦、北方邦和北方坎德邦。在这7个地区中，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地方议会中的席位有所下降的是3个，分别是果阿邦，古吉拉特邦以及旁遮普邦，有4个地区印人党席位获得了上升，分别是曼尼普尔，喜马偕尔邦，北方邦和北方坎德邦。通过对上述7个邦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果阿，古吉拉特以及旁遮普在可用电力问题上，增速较慢，相反曼尼普尔、北方坎德和北方邦的增速较快，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可用电力增长率与选举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联系。而可用电力增长本身不能完全作为一项经济数据，而是一项与民生有联系的经济发展数据，因此，在选举中，可以得出具有促进民生发展的经济指标与选举关联性更强的因果联系。

实际上，这一次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多少与北方邦经济发展，尤其经济发展中改善民生取得巨大作用有着一定联系。对于北方邦而言，在2017年选举前，可用电力增长了13.61%，此外，从养老金这个角度而言，北方邦从2014-2014年才有养老金发放数据，此前该数据皆为零，到了2016-17财年，养老金发放达到了869亿卢比，比2013-14财年的数据增长了106.41%，而这一次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在北方邦大获全胜，在这一年的选举中人民党一举击败长期执政的SP党，占有议会312个席位，增加了265个席位，占有议会总席位的77.42%左右，也是令印度人民党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的，以至于人民党在备选的时候并未选出地方政府首脑的候选人。当然，养老金的普及与可用电力的大幅发展，到底谁是主要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才能得出最终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的改善无疑对于当前的印度而言，对选举结果将会产生较强的影响。

而制造业产值增长率、工业产值增长率、农业产值增长率、建筑产值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论断并未得到有效的检验。由于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与选举的关系理论上应该很强，从现实角度来看，农业产值增长率与选举的关系未必都是负相关关系，不同的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情况。比如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德里，在2015年按照新的选举模式进行了新选举，而在这次选举中，印人党席位从2013年的32位，下降到2015年的3位，下降幅度较大，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在2015年选举前一年德里农业产品增长率下降了41.09%，与此同时建筑业和工业的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在2015年的选举中，印人党遭到了巨大失败，选民支持率下降，地方政党获得了巨大胜利。类似地，在喀拉拉邦2011年议会选举中，并未有印人党席位，但是在2016年的选举中，虽然左翼民主阵线（LDF）依然是主要执政党，但是印人党联合其他党派，逐渐成为喀拉拉邦重要的第三方势力，而喀拉拉邦在农业发展问题上在选举前一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衰退现象。这种情况在泰米尔纳德邦也有一定体现，在2016年选举之前，该地区的农产品产值的增长率出现了剧烈波动，同时其他经济领域发展情况也很普通，因此在地方选举中，一直占主导位置的地方政党全印安纳达罗维达进步联盟（AIADMK）支持率出现了下降，损失了16个席位，而反对党达罗维达进步联盟（DMK）一下子占据89个议会席位，增加了66个席位，占议会席位的38.36%，虽然这个邦印人党并未获取较大的突破，但是也符合这一规律，选举前一年，某一经济领域的巨大波动对时任执政党选举带来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与选举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例如在旁遮普，其各项发展指数都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工厂数量、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银行保险业的发展在上述7个邦中非常低，因此在这一轮经济改革中，旁遮普相比于其他地区，并未享受到太多改革宏利。实际上在旁遮普邦，2012年由印人党与地方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因此在过去5年时间里面并未在经济上带来多大的改变，而莫迪上台后所提倡的“印度制造”以及加紧发展工业的政策对旁遮普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因为该地区传统上更重视农业发展，所以在这一次的选举中，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所获席位下降，同时一起执政的地方政党（SAD）也由2012年的56席降低至2017年的15席，相反反对党国大党席位由46位增长至77位，成为大赢家，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另一个地方政党小老百姓党（AAP）也获得了20个席位的好成绩。

从现实的验证情况来看，可用电力增长对选举的影响最为关键，而剩下的GDP增长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以及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值增长率多少对选举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三、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数据与选举之间存在一定的管联系，尤其是可用电力增长对选举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他的经济指标对选举的影响并不具统一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结论呢？大致有以下五个原因：

1.印度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印度是民主政治体制，政党为了能够获选成功，就需要广泛的动员选民将选票投给自己，因此直接性的经济成果更能起到良好的动员效果。印度的电力发展依然较为落后，很多地方未能通电，而有些通电的地方每天可使用的电力的时间也很有限，根据BP能源2018年统计，印度的2017年的发电量为1497太瓦时，占全球总发电量的5.9%，如果按照当年的人口数量计算，每个印度人大约每天可用三度电，而换成一般计算方法，那么印度大约还有2亿人口左右未能通电[13]。因此可用电力增长是印度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实惠，而在动员过程中，也更能够让一般普通选民切实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实惠，这种实惠是即时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可用电力增长率与印人党在地方议会中的选举结果成正相关关系。那么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指标都不能为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在某种情况下，更多影响某一群体的利益，不能作为地方民主选举的直接影响。

2. 政党的选举纲领和口号也是影响选举结果的一个重要变量，这是经济数据所不能反映的。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除了要有像样的业绩支持以外，一个好的竞选纲领和动员口号也很重要。针对当前印度经济发展情况，虽然促进经济发展，让人民过上好生活固然很吸引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何细化这一宏伟目标，显然增加就业，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福利待遇，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等很重要。通过考察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与2019年的竞选宣言的变化，就可以发现政党为了竞选能够成功，不断改变自己竞选口号纲领来动员。虽然在这两份竞选纲领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都将发展作为主题词，都出现了75次以上，但是在具体发展领域还是有细微差别，尤其在农业问题上，由于2018年底爆发的农民游行事件，印人党在2019年的竞选纲领中加大了对农民的关注，共提及28次，而2014年农民一词只提及9次。相反关于技术进步提法，因为并没有涉及太多的选民团体，2019年的竞选纲领中只提到了28次，相比于2014年的56次提及已经大规模下降了。可见，政党的竞选纲领和口号本身对选举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竞选中，印度人民党依然将全民都能使用上电作为竞选宣传口号，[14]因此，可用电力的增长率在当前印度选举中多少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3.印度地区选举中，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关系也是左右印度人民党是否获选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众所周知，印度政党派别林立，大约有3000多个政党，在地方选举进程中，不同选区政党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长期由某一特殊政党执政，该政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比如在喀拉拉邦，长期属于共产党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地方，印人党的势力很难在这个地方有所发展，又比如在泰米尔纳德地区，传统上一直由地方政党全印安纳达罗维达进步联盟执政，印人党也很难介入，而这些对选举结果自然会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竞选中，执政党与反对党所处地位不同，这对两党在竞选中可能出现的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在旁遮普地区，由于印人党在之前的五年联合执政中，并未考虑到当地农业发展情况，而且极大的鼓励工业发展，使民众非常不满意，致使在2017年地区选举中，印人党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反对党却大获全胜。这种情况在2018年的中央邦选举中也有体现。因为执政党执政期间，民众的期望更高，这导致竞选成本要比反对党高，使得下一次竞选变得更加困难，这也是政党选举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这对选举结果也带来较大影响。

4.印度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目前印度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经济所处阶段并不高，2017年人均GDP1790美元，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性使得老百姓对于影响基本生活的一些措施更为关注，而不是关于个人发展上的需求，这也成为能够带动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容易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同时印度各地区之间发展亦极为不平衡、不均衡，人均GDP最高的果阿邦达到了7000美元，而最穷的比哈尔邦只有800美元左右，相差将近9倍。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在某些经济数据上难以有统一的表现，使得分析结果出现了多样性，难以找到唯一影响因素。

5.竞选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影响成为影响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干扰变量。虽然在2018年地方选举过程中，印度地区经济发展表现较为强劲，但是一些突发事件却对竞选结果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由于印度农民团体对莫迪政府的反抗。2018年开始，印度一直不断出现农民集体抗议事件，在9月份就有农民在印度贸易联合中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 ，CITU）以及全印度农业工人联合会（All India 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 ，AIAWU）等的组织下在印度国会前游行抗议，根据相关人士的说法，自90年代以来印度有40万农民自杀，而莫迪执政的这段时间里面，农民自杀率上升了43% [15]。因此，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中央邦选举失利，也有分析认为，这一失利的原因与莫迪政府的农业政策以及未能妥善解决农民自杀问题相关[16]。而农业大规模歉收以及农民上街游行等都属于竞选过程中的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有时候会对选举结果带来重大的改变，从而影响最终选举结果。这也对分析经济改革发展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总结

经济发展与选举的关系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本论文通过考察莫迪执政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与莫迪执政期间地区选举之间的关系，在选取了七个指标变量之后，发现可用电力增长率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选举结果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与此选举结果也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其他的5个变量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强的联系。从地方选举情况反馈情况来看，印人党在这近5年的发展中，势力基本上扩展到了印度的很多行政区，从已经进行选举的23个地区来看，只有普度切里和泰米尔纳德邦没有印人党的势力，剩下的22个地区都有印人党的身影，相较于国大党的地区发展，印人党在地方的发展势头强健，这对于印人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也会带来积极效应。而这效应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改革有一定的联系。

不管怎样，本论文在试图探究印度经济发展与改革方面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也不得不指出，政治选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经济发展因素也只是影响这一进程的一个有利因素而已，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设定、政党的竞选策略、政党的执政情况等都会对选举带来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系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汪平　赵旭，《印度计划建设100座新城市》，http://jjckb.xinhuanet.com/2014-06/10/content_507911.htm

[3]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Martin Paldam, “Economic Voting: An Introduction.” Electoral Studies 19: 113-21，2000

[4] Thomas J. Rudolph, and J. Tobin Grand, “An Attributional Model of Economic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55, No.4, pp. 805-823,2002

[5] John R. Hibbing, On the Issues surrounding Economic Voting, Looking to the British Case for Answ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0, No. 1, pp. 3-33

[6] G.Patrick Ly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Economy 1872 to 1996: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or 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2, No.4, pp.825-844.

[7] Richard Nadeau, Michael S. Lewis-Beck, and Eric Belanger,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46(5),pp.551-575, 2012

[8] 郑振清，巫永平，《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效应——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选举政治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83-103页。

[9] Suzana Linn and Jonathan Nagler, Economic Voting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52-2012,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17 Vol. 45(4)589-620

[10] 诸如米勒（Arthur H. Miller）对1992年的美国大选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人们之所以投票给克林顿主要就是为了寻求改变。参见Arthur. H. Miller, Economic Character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1992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37 No.2, 1993, pp.315-327;也有学者对英国2005年大选研究，发现现有的经济模型可以解释2001年的一些情况，但是不能准确预测2005年的大选情况，表明经济模型在预测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参见Eric Belnger, Michael S. Lewis-Beck and Richard Nadeau, A Political Economy Forecast for the 2005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5, Vol.7, pp.191-198.

[11] 张淑兰，《印度经济改革与选举政治的互动意义》，《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第33-37页。

[12] Ashok K. Pankaj, “Development versus Democratic Essence: Voters’ Preference in Assembly Elections in Haryana and Bihar”, South Asia Research, Vol. 29(2), pp.169-190,2009.

[13]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8SRbook.pdf

[14] BJP manifesto highlights: The 75 promises for India，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lections/lok-sabha/bjps-sankalp-patra-makes-75-resolutions-for-india/articleshow/68775256.cms

[15] Subodh Varma, Prasanth R. Worker-Peasant Rally Trhows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Modi, https://www.newsclick.in/index.php/worker-peasant-rally-throws-formidable-challenge-modi

[16]Debu C, Congress beats BJP in a cliffhanger contest in Madhya Pradesh https://www.mapsofindia.com/my-india/politics/congress-beats-bjp-in-a-cliffhanger-contest-in-madhya-pradesh

作者简介

王春燕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研究、非洲研究、大国关系等。

责任编辑：赵kimi　千古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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