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文学社13-44菅晓慧谈艺录第43期||岩石岩石 何时开裂——大明晚期的利玛窦和徐光启||菅晓慧原创

朋友们，在上期李贽的谈艺录中，我提到明朝中晚期社会走向开放，各种新思潮十分活跃，所以才生产了李贽这样公开反传统倡功利的狂士。这个时候不仅有本土的李贽等人掀起思想狂澜，还有一大批传教士从西方越海而来，开启西学东渐之风。

其中有一位传教士，大明“教主”李贽3次与之会面，探讨学问教义，平生最重朋友，一辈子都在寻找“胜己之友”的李贽，遇到了一位同样重视朋友的“老外”，这位传教士写的小册子《交友论》在明朝的南北两京、大江南北不胫而走。

“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

把朋友当成自己的一半，第二个自己，这个论调还真新鲜。此书得到大明王朝名公巨卿的重视，这位一生力图把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布道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而利玛窦在中国最亲密的友人，正是李贽最好的朋友焦竑的学生，徐光启。徐光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至今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就以纪念徐光启而命名。

朋友们，我在读书的时候，常发现许多历史名人的交集十分有意思，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联系在一起，或者交好，或者交恶，但是个人成就却都斐然而成一家之言，让我们后代人越看越觉得每个人都十分可爱。

今天的谈艺录，我们继续来到中晚期的大明王朝，领略那些激荡的思想风云，北京大学教授孙尚扬用他的著作《利玛窦与徐光启》为我们展开了大明晚期的一幅思想画卷。

孙尚扬，1965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宗教学说。著有《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利玛窦与徐光启》、《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合著）、《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合著）、《宗教社会学》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孙尚扬及其著作《利玛窦与徐光启》

李贽那期谈艺录中，我曾讲到彼时大明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重新实行“海禁”、“片帆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此时的历史进程，却到了基督福音立志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

狂热的基督徒眼中，没有“享受”基督福音的明帝国，是一块冥顽不化拒不开放的顽石。嘉靖三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沙勿略登上广东海外的上川岛，试图由此进入中国内陆，以基督教归化中国，进而归化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如此“远大志向”，可惜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还等到大明对他“批准”进入，沙勿略就在焦灼的等待中死去了。弥留之际，这位绝望的传教士对着中国大陆喊道：

“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开裂？”

沙勿略死前向欧洲人发回一系列报道，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再接再厉，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念”，组织了“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长征”，为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天主教寻求新的信徒，为欧洲的扩张服务。

岩石中国，他们准备再次开凿。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马切拉塔的望族利启家中，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  1571年中断学习，违背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并于这一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 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被授予神职后，应召前往中国传教。

1577 年利玛窦与罗明坚等人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6个月里 ，开始学习神学。

1582 年 9 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澳门 ，志在完成沙勿略未竞的事业。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 。

在将中国引向上帝怀抱的路上，上帝的使者与孔圣的传人之间将展开对话。

中西宗教、科学、哲学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和冲突正式开始。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归化中国是他永远的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此时的明帝国还没到像近代中国那样可以任西方列强为所欲为的地步，长期相对封闭，使帝国的臣民对外来事物包括外国人既好奇又惧怕。自诩为文明中心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和贸易，如果知道了利玛窦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将上帝的福音替代千年的孔教，马上会把他们逐出国门。为此，利玛窦等不得不隐瞒心思，做出仰慕中国文化的恭顺模样。

1589 年 ，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阻断了利玛窦建教堂传福音的举动。利玛窦前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1595 年，利玛窦怀着使中国皇帝皈依基督的美好心愿跟随兵部侍郎石星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后，因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明政府规定战争期间南京不得接待外国人，利玛窦又不得不折回南昌，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

为了能在南昌站稳脚跟，利玛窦为当地官员送上了西方科技器物夜钟及星盘等。

1597年，利玛窦被欧洲总部正式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第一任会长。

1598年利玛窦随吏部尚书王忠铭进京为皇帝祝寿，带着《山海舆地全图》、八音琴、自鸣钟、十字架等“西洋奇器”，但爱收礼的太监见利玛窦并没像传说中的那样将水银变成真银，便没有将他引见给万历皇帝。

“福音的光辉照亮北京城的时刻还未到来。”

利玛窦只能如此叹息。

1599年2月6日，利玛窦退至南京，从一位官员手中买下一座官府，改为教堂，传教工作在南京展开。

朋友们，李贽的谈艺录中我曾提到1599年这位大明教主正在南京讲学，两位热心传播自己所理解的“道”的思想家相遇了，冬天秦淮河畔大理寺卿李汝祯府中，利玛窦与李贽、焦竑见面了。

一向看不上东方圣人孔子的狂士李贽对这位西方“圣人”有些好奇，现场聆听了西泰（利玛窦到中国后为自己取的号）的宣讲。几天后，李贽回访利玛窦，目空一切的李贽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点，利玛窦带来的地球仪、三棱镜、自鸣钟及各种西洋乐器，还有他关于天体及上帝的理论让李贽又一次开始寻找“胜己之友”。

一身入乡随俗中国儒士打扮的利玛窦和一身僧侣装束的李贽相谈甚欢，共同就各类西洋奇器及五洲四大洋、经纬度、赤道自然地理知识和天主圣母宗教问题进行探讨，利玛窦应对自如，侃侃而谈。

这位来华已16年，完全掌握了中国文化的“西儒”把近代文明的科学知识第一次给到中国，但是，对于他传播天主福音，企图“变夏为夷”，李贽则断然没有接受。

利玛窦将自己的《交友论》送给了寻找朋友的李贽，不久又回访了李贽。李贽为利玛窦布道的热情感动，在两把折扇上题诗相赠，并说；

“你们的天主教是好的。”

70多岁的李贽，已是中国学界风云人物，以开放的心态与利玛窦交往和探求道义，“访友三千里，读书万仞山”的大明狂士以怀着“师即友，友即师”的理念来对待利玛窦，但李贽接受的只是表面上被中国化了的利玛窦，利玛窦欲以西学取代儒学，李贽又认为此举太蠢了。

1600年，利玛窦在山东济宁漕督刘星的衙署再次见到李贽，尽管二人有着共同崇友的观点，但李贽在天主面前又维护周、孔之学，使利玛窦意识到天主教与李贽在思想上的根本冲突，从此对李贽产生反感。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献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再次进京，试图“归化中华之主”，在北京传教。

1601年，以“懒政”著称的万历皇帝忽然心血来潮，迷上了前两天太监转献的自鸣钟，他让利玛窦留在北京随时修理自鸣钟。慷慨的大明将利玛窦当成西方使节，按在职官员发放俸禄。朝廷根本没有意识到，利玛窦其实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利玛窦欣喜万分，从此，利用各种手段在北京展开传教活动，拜访官员，讲授科学，以中文著书，宣讲教义，直到他1610年5月11日因病死去，享年59岁。

1611年，万历皇帝钦赐利玛窦安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藤公栅栏。按照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北京市委党校内的利玛窦墓

利玛窦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位领阅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国历史上，他作为外国人第一次被皇帝允许在中国京城安葬。

朋友们，大明王朝在经历了开国200多年的大一统思想后，至正德、嘉靖、万历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海上贸易日趋繁荣，商业城市不断兴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聚集壮大，伴随着扑面而来的商业浪潮，社会风气也在转型，甚至出现了对圣王先师无情嘲讽和调侃的普遍现象。

李贽们大倡个体和童心，公安三袁们独抒性灵，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潮引发起阵阵狂飚。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彻底中国化以后，此时的中国，迎来了天主教传教士们“归化中国”的顽强侵入，耶稣会中国区会长利玛窦先生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沿。

意识到公然宣传基督教的普世性，坚持排他性在中国难以立足，聪明的利玛窦改换儒服，自称儒生，争取士大夫的好感，进行传教中的上层路线公关，此举让利玛窦得到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叶向高，邹元标，冯应京等。而最有名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徐光启。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自幼便养成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敏而好学且身形矫健，章句，帖拓，声律，书法无不精通。

万历九年(1581年)，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徐光启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的女儿为妻，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志向。

万历十六年(1588年)，27岁的徐光启为寻找出路，和同乡董其昌、张鼎、陈继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落第。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从名落孙山一跃而为“名噪南北”的名人。

徐光启

焦竑，正是李贽最亲密的朋友。他高中状元后在朝为官，万历二十五年的乡试考官正由他担任，慧眼识才，大胆擢拔出未来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

朋友们，为什么焦竑会擢拔徐光启？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思想相通，他们都倾心阳明学说，敢于非圣非贤，与李贽一样敢倡乱道，具有崭新的平民思想。

此时的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已不再允许中西两大文明平行行驶，徐光启生逢其时，成为融会中西、创建新的具有国际性视野的中国科学技术、借西方文化反思检讨本土文化的第一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与利玛窦第一次会面。徐光启对利玛窦的天文、地理、历算等科学问题和人性等道德伦理问题久久沉思，认为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

此时的利玛窦已来华16年，他宣讲“福音”的方式早已不是从前传教士直接到乡村和广场演讲，而是采取沉默的办法，大量著书，《交友论》、《天主实义》、《西国记法》等“哑式传教法”引起较大反响，一些士大夫在阅读其著作后投入了“天主”的怀抱。

1603年秋，徐光启再次来南京，此时利玛窦已在北京，南京主持教务的郭居静和罗如望两位传教士中罗如望引导徐光启瞻拜天主像，送给他《天主实义》、《天主教要》等书，徐光启“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连日去教堂观察教礼，学习教义，然后接受罗如望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为“保禄”。

1604年，徐光启赴北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被派往都察院观政，不久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曾迫害李贽，将74岁的李贽逐出湖北麻城的冯应京因与宦官做斗争正在北京的狱中服刑，狱中冯应京认为西方的“天学”是“实学”，把利玛窦写于南京的《二十五言》这本论述阐发古希腊人关于修身的伦理学著作润色并付刻，十月十七日出狱时，徐光启看望赞扬他是“仁人”，并撰写《跋二十五言》，认为利玛窦宣扬的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根本冲突。

1605年，徐光启撰写《山海舆地图经解》，宣传由利玛窦输入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观是正确的。

1606年秋天，徐光启又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步行至利玛窦寓所，由利玛窦口述，自己笔录，反复订正，3易其稿。利玛窦本意是借科学知识传播天主教义，译完前6卷即不肯再译，但徐光启更多执着于科学知识，只好1607年春先行将前6卷交付刻印。

徐光启的好朋友李之藻也被利玛窦科学知识吸引，译完了利玛窦的《浑盖通宪图说》。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3年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父亲在北京去世，徐光启回乡丁忧守制。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邀请郭居静到上海传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徐光启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这些著作表现出徐光启获得西方数理方面系统理论知识后，融会中西的科研能力，奠定了他在中西科学交流史及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突出地位。

此外，徐光启又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此时利玛窦因病去世，徐光启不胜伤感。意欲尽译西洋科学书籍的徐光启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与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等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向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3张奏疏，认为天主教若流布中国，将会危及圣学道脉，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驱逐洋人，是为“南京教难”。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并致书家人，命子孙接纳从南京逃到上海的传教士，收拾西屋让他们居住。

徐光启搭建起保护中西文化的第一座桥梁，他的远见卓识使他从西学中吸收更多的优秀成果，为日后的富国强兵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和技术。

李贽谈艺录中，我曾讲到过这位大明“教主”勇于高扬自我价值，成为明末的思想启蒙者。而徐光启，不仅是西方科学的崇信者和传播者，同样也是西方宗教和思想文化的崇信者和传播者。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文化和思想的大海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彼时的大明以开放的心胸接纳了西方的科学与文明，就不会有200年后西方列强不得已用坚船利炮和鸦片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不会有近代中国的沦落史和屈辱史。

可惜的是，大明帝国顽固抱守所谓圣教，在早已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里仓惶谢幕，而继任的大清依然走上了大明的保守旧路，一路盲人骑瞎马地走到近代，走到自己的终结。

1616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徐光启更加关注治律兵农。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国势危极，“中外张皇”，徐光启致书恩师焦竑，痛陈若早纳自己富国强兵之见，岂有今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徐光启多次上疏请求练兵，后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十二月再次辞归。

天启四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当时朝中魏忠贤专权，他不肯就任，次年便遭谗劾去职。徐光启回到上海后，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编撰而成后来的《农政全书》，还把自己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辑录成书，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他的门人，晚明著名几社领袖陈子龙评老师的《农政全书》说：

“徐文定公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实用。”

陈子龙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我将于下期谈艺录中讲到他，依然折射的是晚明风云。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工程、农学等领域所做的西学引进，介绍，会通和独创性的研究，同时在后金崛起明末救亡中军事领域所做的技术引进和组织工作，这些卓越的贡献正是在与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建立实质性联系后，孜孜以传“天学”之“小者”的产物。如果说李贽是晚明的思想启蒙者，徐光启则可以说是晚明的科学启蒙者。

徐光启在宗教方面虽然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并非只是为了解决个体的终极关怀，而更多的是试图借助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体系，“补益王化”，达到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徐光启以热忱的态度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多种著作开启一代新型科学的先河。他在中国科技史的意义十分重大，“明清很多思想家对天文历算等实用研究，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大都受惠于徐光启等人造就的学术氛围”，梁启超这样说。

要知道，大明的最高统治者还将国家万年大计维系在对圣人教化的传承因袭上，而徐光启却会通西方以求超越西方，身体力行地屯田，练兵，试验新作物，研发新武器，虽然最终他的“富国之略”像儿子徐骥悲叹的那样“不见之施设，仅见于纸墨流传”，但这不光是徐光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是民族文化的不幸。

崇祯六年（1633年），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土徐光启， 11月8日病逝于任上，强国梦也一同幻灭。他的故乡上海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上海人，将他建立的农庄别业周边以他的徐姓命名为徐家汇。

今天的徐家汇地区，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上海市徐光启纪念馆

 上海市徐家汇南丹路光启公园徐光启墓

徐光启死后11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兵入关，大明帝国寿终正寝。

荒原上的中国，还没有看到近代文明的科学之光，闭关锁国的国策，让中国前进的步履是那样多艰。

岩石于大明时代没有开裂。

朋友们，写到这里，我很感慨，假如李贽徐光启再长寿几十年，亲眼看到了大明的谢幕会做何感想？这些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启蒙者们会长歌当哭吗？

我不知道。

历史从来无法假设。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他创建的思想，开启的研究，都成了所在时代的一部分实质内容，而吴承恩、李贽、徐光启们用他们灿烂的才华，卓绝的贡献，共同凝成那段被称作“明”的历史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