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community?
什么是共同体？
Community这个词中文一般译为“社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并不使用“社区”这个概念，而是用“街道”、“居民区”、“单位宿舍”、“大院”等来命名城市里一定范围内的住宅群，用“村”来命名农村地区的自然聚落，用“乡”来对近邻不同的“村”进行行政统筹，“乡”以上是“镇”，在1958年至1984年间，为了在农村地区集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镇”改称“公社”，“乡”改称“生产大队”，“村”改称“生产队”；只有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城市里出现了有门禁制度的成片商业住宅，聚居的人口不再由行政关系构成而由市场自由配置时，人们才开始称之为“小区”或“社区”。在农村地区，1984年后中国恢复了“村”、“乡”、“镇”的行政设置。Community的英文原义，应是指在某个地块上聚居的人群及他们的住宅，是比家庭更大的社会单位。由此而言，在中文的语境里，我们可以把今天城市里人们居住的商业住宅群、仍在继续使用的“单位宿舍”、“大院”和农村地区的村庄都称之为“社区”。
“共同体”是一个侧重于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它是指在利益、立场等方面诉求一致的群体，如果人们利益一致，可结成利益共同体；立场一致，可结成思想共同体。一个国家，如果上下同心，利益攸关，那么它就是一个共同体；一个社区也同理。但“共同体”不一定局限于一个地理或行政的范围内，人们也可以跨地域、跨国族结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即使生活在同一块国土上，如果人心离散，矛盾丛生，那它就成不了一个共同体；一个社区的群众，即使比邻而居，如果不能齐心协力，守望互助，那它也成不了一个共同体。把Community译成“共同体”，只能说反映了一种理想。“碧山共同体”的中文命名，也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出发点，它表达了外来移居者与本地村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进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愿景。
它的英文 Bishan Commune，取义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包含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始发的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由嬉皮士们建立的实验公社的意蕴。前者的自治原则代表着另类政治的梦想，后者的生态环保思想则是今日中国应大力倡导的。1958年至1984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被证明是一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严重破坏，“公社”这两个中文字代表着中国农村的惨痛记忆，因此Bishan Commune的中文不叫“碧山公社”，而称“碧山共同体”。“共同”二字还包含了Common的指向，即通过实际行动实现对传统产权观念的超越，促成真正的共用与分享——不仅是Lawrence Lessig提出的“知识分享”(Creative Commons)，更是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提出的“共同财富”(Commonwealth)例如街道、历史遗产和公共空间等的分享。一项在农村的长期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尽管我能预知它所面对的重重困难，但我仍不耻于在这里说出自己的愿景。
How does the surrounding world affect your work?
周围的世界怎么影响你的工作？
碧山生活着近三千个有着极敏感的自尊心的村民，我在他们之中，每天必须笑脸相迎，言行举止均要谨小慎微，甚至着装、作息也要努力与他们趋同。我在这里的工作，从不试图向他们说明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深奥难懂的大道理，我隐藏自己的思想，只在自己的“思想共同体”内部作理论的探讨，要获得村民们的认同，只有用行动去做出示范，一件事情做出来，比任何话语宣传都更有效。过去村民毫不珍惜他们曾经世代居住的老房子，任由其颓败倒塌，只要有能力，他们都会去建造那些符合他们的现代化想象的新房子，住在祖先传下来的老房子中被视为人生失败的象征。我买下村中一幢空置已久的老房子，用一年的时间修缮它，然后从北京搬来这里定居，每天大门敞开，村民们来串门时可以看见我修缮的结果，他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城市里来的移居者在善待他们的祖产，他们对老房子的价值观也因此而改变。
不过这种对老房子的观念的改变并没能让他们自己着手去进行修缮，村民们大多没有太多的资本，他们只是渴望以更高的价格把老房子售予外来者。这样便有可能导致我一直警惕的缙绅化(Gentrification)现象的出现。到碧山村购买老房子的外来者越来越多，这是村民所欢迎的，它是由于村民和外来者生活观念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市场现实。城市人因环境污染和空气变差而向往农村生活，农村人因工作机会和所谓现代化的想象而渴望进入城市，这种交互流动的愿望，是由中国一直以来被不断加剧差异化的城乡关系所决定的。城市人购买农村老房子，虽然有益于农村地区的历史保护，但如果他们购房只是为了偶尔度假用用，而非长期扎根致力于农村工作，则农村只不过变成城市人的后花园而已，对于农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复兴则甚少助力。
另外，在中国任何地方生活工作，都要接受制度环境的约束。不管今日中国各地出现了多少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民间力量，我们都得承认实际上乡村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各级政府。农村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险等诸多事业，都是政府在主导，民间力量只能是从旁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政府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虽然时受非议，但对其职能的僭越却是制度不允许的。除了制度环境，还有舆论环境也对农村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媒体，不论是传统纸媒，还是网络媒体包括新兴的自媒体，都以吸引眼球作为第一目标，对于乡村建设这样牵动人心的议题，人人急于以监督的名义抢占道德高地，而少有耐心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实践者常被舆论进行道德绑架，农村工作由此困难更甚。
How do you use history?
你怎么使用历史？
我之所以决定到农村生活工作，最初是因为受到民国时代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的情怀感召并认同他们的思想。因此对那段时期的乡建历史的研究，便成为我长期必修的功课。像晏阳初、梁漱溟这样的乡建先驱，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我时时参照和学习的榜样。但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个人能力的局限，我常觉得自己难以企及他们的高度。在他们最为活跃的年代，他们的工作涵盖了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虽然他们也面临过最严厉的批评，但相对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政治实权人物、知识阶层甚至国外的各种力量对他们支持的力度仍是相当大的，他们的志业亦有相当程度的实现，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进步仍是有一定的贡献的。这样的努力虽然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但当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又再浮现时，他们的历史经验仍是今日农村工作的一大宝贵遗产。
我也曾研究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北美地区肇始，波及环太平洋地区的返土归田运动，到过美国东部和新西兰南、北岛实地走访过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嬉皮社区。这个运动带有强烈的避世色彩，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出自完全不同的语境，但他们对生态环保、永续农业、合作居住、自力更生甚至对共识决策这样的自治方法的探索，仍是对今日中国农村的工作有参考意义的。虽然我把晏阳初、梁漱溟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视为“道统”，但我认为今日的乡村建设仍必须进行创新。我们需要吸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智慧遗产，更要借鉴他们在当代的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到日本越后妻有地区、泰国清迈农村和台湾各地做田野考察的原因。
在移居碧山和试图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研究当地的历史，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也成为我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一方面，我们不断采访当地的农民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口述和写作中收集村史的资料，同时再去通读不同时期官方修撰的地方志，从地方文化馆中搜罗碧山的历史图片，与民间野史相互印证。在寻访村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位本村的先贤汪达之的事迹，他早年在南京晓庄师范追随陶行之，后又受命担任新安小学校长，组织新安旅行团，是民国时代另类教育的实践者。我们为碧山捐赠了一座汪先生的雕像，树立在村口，一方面以表我们对此位乡贤的志业的敬仰，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让更多村民了解本村历史上的贤者。由左靖主持的耗时近三年的“黟县百工”调查项目，是对碧山所在的黟县全境内的传统手工艺的普查，它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构建地方生活史、邀请设计师和艺术家与当地工匠合作、重新激活传统手工艺的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原始素材。所有这些历史和手工艺素材最后都将成为我拟自资建设的村史馆的内容进行长期展示。
What do you associate with the countryside?
你怎么联结农村？
外来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动员和联结村民。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梁漱溟在1935年所作的《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讲中曾把“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列为他们的两大困境，这两个困境是彼此牵连的：知识分子希望以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来改良乡村，但没有政权的许可和支持他们寸步难行；农民要减免租税，分得土地，但知识分子却没有“政治解决”的能力，所以总是无法抓住农民的痛痒，更谈不上争取人心。农民很被动，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识分子很主动，事功心切，所以梁漱溟哀叹，“我们在性质上天然有和乡下人不能一致之处，这个问题最苦痛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在思想、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差异根本无法抹平，要在一起工作交流困难重重。在民国乡建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时候，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召开过两次全国性的交流会，会上只见知识分子不见农民。同样是关注农村，毛泽东选择了“政治解决”的道路，农民都追随他搞革命，最后夺取了中国的政权。
民国时期乡建派的改良运动之所以失败，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今天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同样需要处理这种关系。在政治条件许可之下，通过知识分子的介入，从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帮助建立农村共同体，从而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似乎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方法。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实验之所以被人称道，是因为李昌平和孙君成立了一个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乡村建设院，在他们的帮助和动员下，农民成立金融合作社，以“内置金融”为杠杆，撬动村社经济、基础建设、环境治理、文化教育和养老保险等事业按照农民的愿望和审美趣味发展，“使农村更像农村”，使农村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乡建院通过提供农村规划建设服务获得收益，与乡村获得共赢，还可以自我造血，不用依赖外来资本，同时通过为其它村庄提供服务推广他们的工作方法。相对于民国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可以说是在当代条件下的一种创新，也是外来知识分子与农村结成共同体的成功案例。
我们在碧山的工作，最初从恢复农村的公共生活入手，希望通过组织一年一度的大型文艺活动、乡村建设交流活动和农村市集活动，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电影人、音乐人、作家、学者和乡建实践者来到碧山，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与农村历史和现实有关的创作、研讨、表演和展示，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市集售卖他们的农业和手工艺产品，由此制造社会影响，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更全面的资源参与我们长期的建设工作。这些活动，虽然成功动员了大量的农民参与，但他们基本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在活动过后，他们很快又退回自己的日常生活。由于资金来源不稳定，加上我们本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资源过于单一，我们无力给村民带来实际的收益，因此农民的认同感不强。随后我们引入南京先锋书店把村中一个旧祠堂改成每天营业的碧山书局，吸引了很多外来者前来参观消费，村民也有了一个可以休息看书的公共空间，他们虽然感觉村里人气旺了起来，但整个书局只能为他们提供两个就业机会，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实惠。
在与村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方面，我们非常无力；在精神层面上，尽管我们难以彻底改变自身与村民差异的现实，但我们没有刻意放大与他们在思想和审美趣味上的“区隔”，我们对此非常警觉，也非常谨慎。我和家人住在村里，努力把自己当成村民中的一员，和村民尽量多进行日常生活里的自然交往。但只要想在工作上动员和联结农民，我发现我们也会深陷梁漱溟所说的困境。我们同样处理不好政治的关系。不过幸好我们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我们没有在农村养着一个日常的支薪团队，也没有在农村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所以不会像陈序经批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时所指出的那样，为了维持机构人员的运转而不断索耗资源，打着乡村建设的旗号为的是养活自己人。
What does earth mean to your work?
土地怎么影响你的工作？
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在保证公有制的国体的前提下，兑现在革命时代对农民的承诺。农村的农地如要买卖，须先通过国家征收，并经过所有村民的同意，才可转为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则只能在本村持农业户口的人群内交易，不可卖给持城镇户口的外人。我在碧山所购的旧民居，只是与农民的私下交易，产权不能过户，也不受法律保护，但因最近因旧民居交易日多，本地政府为了支持这样的交易来促进历史保护，准备推出可以过户的新政策。我把自己在碧山的房子命名为牛院(Buffalo Institute)，作为自己的居所同时也作为自己在碧山工作的基地，有时也会用作和村民及来访者交流、学习和开会的公共空间，新政策的出台，可以保护房子的产权，也可保证我在碧山长期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最近由村委会建议我买下的原台前村民组粮点，即未来我拟建的村史馆，也将受此政策的保护。
关于农村农地入市，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近年来激烈的城市化运动而出现的“土地财政”现象，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掠夺，政府用行政手段以极低的补尝金额从农民集体中征收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再以高价卖给发展商，甚至补尝费用也转嫁给发展商，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而农民分享到的收益极为低微，如果农地可直接入市，农民可自由议价和买卖，市场力量可自动调节之前由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反对者则认为中国农村耕地日益减少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的话，这种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再加上现在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城市里打工，一旦城市里的工厂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之类的影响而订单变少，这些农民将失去工厂里的工作，城市里的失业农民因为农村里仍有地可耕，他们可以回到农村，否则的话滞留在城市里会变成“不稳定人群”，所以守持现有的土地政策，可以让中国有能力抗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中国社会不致受到国际金融风暴之类的冲击而崩解。
以我在农村工作生活几年来的观察，我比较倾向于反对派。以碧山村为例，农业的凋敝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仍有农民在采茶、养蚕、种植稻子和油菜花，但收入微乎其微，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像近邻的西递和宏村一样的乡村旅游上。正因为它是一个欠发展的地方，所以它特别欢迎外来资本的进入。目前它已经有好几块大面积的农地售予发展商，用来开发旅游地产和精品度假酒店，这种由大资本推动的土地洗牌比零散购买古民居的行为更快速地加深了碧山村的缙绅化。如果完全开放农地入市，后果将百倍于此。我不反对农村的发展，但我期待它发展得“更像农村”，而不是越来越城市化。我也不反对乡村旅游，但我希望它是共赢性的，而不是掠夺式的。因此当一个来到碧山的投资者提出出资让我们继续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时，我们非常谨慎，至少在确保其投资计划不占用仍在耕作的农地之后才能开始谈论合作。
土地和农业是农村的根本，无奈今日农民已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爱惜土地。所以看到新一代的大学生村官张昱有志于恢复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采用有机方式进行耕作，在碧山村的农地上建设“村官菜园”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介绍她到北京参观用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社区支持农业)方式运作的农场，到上海参加全国CSA大会，甚至到她的农场去帮工。在土地上的工作，除了农业外，我们还会学习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做法，邀请艺术家们在碧山村发展一些Site-specific(根据场地特点专门创作的)的大地艺术项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扬一种“地球全体”(The Whole Earth)的环保观念，就像Stewart Brand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做的工作一样，把碧山村的土地纳入到一个全球土地共同体的观念之中。
What does place mean to your work?
地方怎么影响你的工作？
按照Marc Auge的说法，“地方”(Place)是指人们世代定居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环境，可以集结社会关系，展开深入交流，同时又可以凝聚人们的记忆，建立根基认同，例如很多历史街区和村庄，都有这种功能；反之，“非地方”(Non-Place) 则只是人流和物流的通道，人们在此也许只有点头之交，而无法建立深入的关系，例如机场、车站、码头、人行天桥、购物中心等，它们只是解决人与物流动的空间，无法凝结社会交往。中国的乡村就是非常典型的“地方”，人们祖祖辈辈在此休养生息，朝晚相见，用血缘纽带联结彼此，以“差序结构”决定亲疏，靠祖先崇拜建构记忆，凭族牒家谱书写历史，人们用这套宗法原则管理社会，设计礼仪约束人心，根据天时安排生产，仰赖乡绅达成自治，故此乡土社会可以绵续千百年之久。这样的“地方”，虽然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浪潮不断淘洗下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但它的根基尚存，底色仍在。
今日的乡村建设工作，其中一部分正是需要重建这种已被现代化侵蚀得面目模糊的乡土社会。在碧山，我们和村里的老年人协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目前村中仅有的一个农民组织，由一些告老还乡的前政府公务员、退休教师和年老的农村知识分子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今日农村社会里的乡绅。他们组织各种老年人的活动，在村中宣扬敬老观念，给村委会的公共项目出谋划策，引入资源，还在碧山大会堂里发起了妇女们的“广场舞”活动，如今已经成为村中最热闹的集体娱乐活动。我们也经常邀请这些村中耆老们参与我们的会议，甚至与他们一起举办以精读中文文言经典为主的读书会，探讨诸如“乡饮礼”、“乡射礼”等已在当代生活中失传的传统礼仪。在2011年，我们还和当地的文化馆工作人员一起，发动村民在汪氏宗祠排演了碧山古老的庆丰收仪式“出地方”。
作为一个移居者，生活工作于碧山这个小小的熟人社会里可以说是甘之如饴。到黟县县城里的派出所去办理居住证，我发现负责办证的户籍警察原来是碧山人；和某文化基金会到碧阳小学去谈农村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我发现校长原来也是碧山人；到黟县县城邮电局去寄大批包裹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出自碧山的中层干部……当他们听说我住在碧山，一切事情都好说得多。在村里，和村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打招呼开始，慢慢熟络之后，他们有时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在酒席上被他们灌得酩酊大醉，以致把电频车都开到田里去了；从北京搬家到碧山的时候，大约有十位村民帮我把两百多箱书从货车上抬到我家二楼；每次在村中举办纪录片放映或读书会，我们邀请退休教师姚立兰先生帮我们用毛笔写告示，他都欣然应允；在北京从商的碧山子弟汪程龙，因听说碧山计划而回乡从事义务教育工作，听说我们资金无着，主动提出襄助……和他们成为邻居，乃是成为碧山这个“地方”一分子的最好方式。
How do you imagine money?
你怎么想象钱？
钱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但在流通过程中会被赋予道德的含义。当钱被用作资本，投入到生产中以追求更大的利润时，它显露出剥削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钱也可以用作高尚的用途，例如慈善事业，救济民生，平衡社会分配等等。知识分子对于钱的蔑视，是因为它变成了主宰一切价值的标准，附着了太多人们逐利的贪婪。但其实钱是无辜的，坏的是世道人心，钱只是一种便于人们进行价值交换的工具而已。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都会标明是非牟利的，但非牟利并不等于不需要钱。事实上，乡村建设最需要的是钱，没有钱，大家只能谈谈理想，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
在碧山，我们经常为钱的问题发愁。2011年，我们决定组织第一次大型活动“碧山丰年庆”时，正好我接了成都双年展国际设计展的策展工作，我有800万人民币的展览预算，我把碧山计划列为参展单位，划拨了20万元用作在碧山举办活动，但仅此还不够，我们又从黟县农村商业银行找了10万元的赞助，从两位朋友那里取得了共20万的捐款，才顺利举办了这一年的活动。第二年，正当我们对活动经费茫无头绪时，黟县政府委托我们接办他们已经举办了六届的黟县国际摄影节，给了我们150万的预算，我们提出用其中50万来同时举办第二届“碧山丰年庆”，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同意，可惜在同时筹备两个活动过程中，因为我们组织的摄影节有太多批判性的内容，开幕日期又太接近进行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的会期，黟县政府在上级政府的压力下临时取消了第七届摄影节，第二届“碧山丰年庆”也连带着办不成了。自此，当地政府对碧山计划态度一直不明朗，以至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工作陷于停滞。
在实际操作层面，钱是一个难点，政治制约则是另一个难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接下来碧山工作的继续“想象”。比如，关于钱，我曾想过在碧山发行一种代用货币“碧山时分券”(Bishan Hours)，为此我曾到费城去拜访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社区货币“伊萨卡时分券”(Ithaca Hours)的创始人Paul Glover，了解它如何实际运作，也曾到香港去看过圣雅各福群会发起的“社区经济互助计划”(C.O.M.E., Community Oriented Mutual Economy)，他们在湾仔的社区也发行了时分券。时分券最早是由十九世纪美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发明的，在当代则被用作激活一个小范围内的社区经济的实验。在某些欠发展的社区，人们拥有的过时的劳动技能无法找到工作，因此无法在主流的消费系统中赚到生活所需，但这些劳动力可以被组织起来，利用社区内的二手物资来生产一些可以在社区内流通交换的改良产品，他们按付出的劳动时间获得时分券，凭时分券可以在同一社区的商店里换取食物及其它必需品。时分券背后的精神建基于互助和合作之上，它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能激活社区内劳动力和物资交换的“家乡钱”(Hometown Money)。我们曾设计了四种面额（60分钟，30分钟，15分钟和10分钟）的“碧山时分券”，放在碧山计划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为期三个多月的展览中流通，鼓励观众和美术馆志愿工作者进行劳动力和物资的交换。它以后能否在碧山实施，则仍有待我们的努力。
How do you acquire knowledge?
你如何获得知识？
阅读是获得知识最主要的途径。针对碧山计划的实践，我的阅读范围包括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经济学理论，农业理论，无政府主义研究，实践乌托邦研究，全球化研究，城市化研究，中国农村研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民间建筑史，民间工艺史，民俗史，地方志，乡土文学，当代艺术，纪录电影等等。书籍和网络是两种常用的阅读媒体，书籍的比例比网络高。
旅行和实地调研是另一种学习知识的途径。实地调研是对阅读的验证，它经常可以修正我在阅读中的理解偏差，同时可以通过直接体验去发现在阅读中未能涉及的问题的答案。我经常利用旅行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展开对我感兴趣的课题的田野考察。在开始碧山计划之前，我曾到河北定县、河南兰考、福建安溪的农村去了解在那里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的工作，对温铁军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作深入的学习；到台湾宜兰、彰化、美浓、台南、南投去考察那里的CSA实验、社区营造和农村运动；到泰国清迈圣巴东县半湄乡去了解两位艺术家Kamin Lertchaiprasert和Rirkrit Tiravanija主持的“土地计划”；在碧山计划展开过程中，曾到日本新泻县农村地区去考察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对Paul Glover和香港圣雅各福群会的拜访为了学习时分券的实际操作；目前世界上另类公社最著名的四个国家中，我已去过美国和新西兰的一些公社，明年三月我将去澳大利亚探访那里的公社，以后有机会再到以色列；无政府主义社区我去过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Metelkova自由生活区，这次我去丹麦，将去探访哥本哈根的克里斯钦自由城，以后我还想到法国去一探Tiqqun在Tarnac的生活基地。
在碧山的实践也是学习的好机会。我们曾邀请设计师小马与橙子对“黟县百工”中的地方特产渔亭糕的造型和包装进行重新设计，这种糕点精选当地所产芝麻、大米、玉米、花生、桂花、麦芽糖等，经过十几道的加工工序制作而成，它的木制模具有上百年的历史，一般都以徽派建筑木雕中的吉祥图案为造型，有玉如意、聚宝盆、麒麟、瑞狮、十二生肖、福禄寿三星等，我们想在这些传统图案造型基础上作一些具有当代特点的改良，但我们设计的新模具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图案线条太精细，糕点从模具里脱出之后这些线条都是模糊的；二是图案的边缘在模具上是垂直凹进的，使糕点难以从模具中脱落。我们没有注意到传统的渔亭糕模具一般都是粗线条的，它易于在糕点上再现；图案边缘在模具上是斜着凹进的，这样糕点易于脱落，出来是个上小下大的形状。这次失败让我们学到传统手艺的精妙，而修缮自己购买的老房子，更让我得以全面了解徽派民居的营造法则。
和人交流也是一种学习。我从不少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获得很多关于农民心理特点的认识。在碧山组织集市时，我发现大学生志愿者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很弱，于是我向村镇干部请教，他们和我分析农民的心理，说农民是寸利必争的，并且不甘落于人后，有从众跟风的特点，你只要能让他们相信集市的摊位所剩不多了，是一种可获利的稀缺资源，他们一定会起而争之。干部们用行政方法帮助把我们的集市宣传成一种紧俏的机会，结果摊位一下子就被农民占满了。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to the future?
你对未来有没有任何疑问？
Tessa Morris-Suzuki曾提出“非正常生活政治”(Informal 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来归纳日本福岛地震之后当地农民的灾后重建和朝鲜在国家医疗系统崩溃后医生与药品黑市的合作现象，这两个地方的人民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NGO，更不依靠媒体，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应对自然灾害和极权社会所带来的“非正常生活”。她之所以把碧山计划也纳入同样的研究框架，是因为我们的主张，同样也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从事乡村建设。在充满政治制约、传统失效、城市化的挤压日趋严重的“非正常生活”中，农村的复兴如能依靠民智和民力，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自己的家园靠自己双手建设，农民藉此而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体。假设民智和民力是一种潜伏的能量，那么外来知识分子只是点燃它的一根火柴，是让它爆发的催化剂。对于农民这个群体，人们一直有着两极化的想象，不是认为他们愚不可及，就是认为他们狡猾聪明，由此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是把他们视如蚁蝼，就是把他们奉若神明。在我看来，他们和知识分子群体一样，兼有缺点和长处，知识分子想要到农村医治自己身上的精英病，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农民想要搭上现代化的快车，把土地和祖产变现致富，两者之间各有诉求，只有平等互助，他们才可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以不存在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拯救，也不存在农民对知识分子的依赖，只要两者之间在未来不发生利益冲突，没有互相攻讦和损害，已经非常难得。
自从当地政府在2012年取消了我们的活动，之后他们对碧山计划的态度一直也不明朗，而我们又缺失了与政府作深入沟通的渠道，接着下来的一年多我们基本上不敢有什么动作，我的心情也一直是黯淡的。政治的瓶颈，资金的困境，村民参与的难题，加上我们自身的原则约束，使碧山计划几乎陷于停滞。这些困难，其实在我们启动碧山计划之前就已经想象到了，我一直说，到农村去，不是避世，不是在桃花源里悠然度日，而是迎向比城市更残酷的现实。所谓乌托邦，并非是逃遁到一个乌有之乡去过逍遥的生活，而是指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把想象变成实践，让理想落地。我们要把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化为一种驱动力，它可以让我们不断反思自己，调整思路，完善我们的行动。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会继续寻找与他们对话的可能；资金的筹措，我们也会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式，其中不排除去成立一个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非牟利组织，以及引入我们认为是建设性和双赢性的商业；村民的参与，我们会更深入地去倾听他们的诉求，找到更多动员他们的支点；我们自己的观念也要调整，打破一些死硬的原则的束缚，解放自己的思想，为自己的行动松绑，以灵活应对农村的现实。媒体和公众惯于以成败得失的目光去评判碧山计划，对此建立起免疫力是必须的。未来肯定没有坦途，只要认定自已的价值，全力以赴，最后我们就可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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