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6岁的少年诗人黄玉平在经历了丧亲、挨饿、被人凌辱等一连串打击后，一个人来到黄河边，朝着奔腾的河水怒吼。那一刻，他决定将名字改成黄怒波，并发誓要像愤怒的黄河水一样，永不停息。
此后，他当上知青，命运开始逆转，先读北大，后进中宣部，官至正处级。眼看仕途一片大好，他却辞官下海，以诗人的情怀，缔造出一个庞大的地产王国，并成功征服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差点买下冰岛0.3%的国土！
冰岛
2011年8月，一则消息引发震动，来自中国的商人黄怒波宣布，出资890万美元，购买冰岛0.3%的国土，开发旅游度假村。
消息传出后，媒体顿时炸开了锅，各种言论铺天盖地，黄怒波的人气也随之飙升，成为冰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大多数眼中，冰岛是一个比邻北极圈的苦寒之地，一年有四五个月被冰雪覆盖。黄怒波投资的那块地，更是冰岛最寒冷、最荒芜的地方，挂牌十年无人问津。在这种地方搞旅游开发，没点诗人的浪漫情怀，还真做不到。
黄怒波也承认，如果算经济账，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利润。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一场“陈年友谊”。上大学时，他的一位挚友是冰岛人。这个挚友的老婆后来当上冰岛外交部长，邀请黄怒波去投资。黄怒波考察后，觉得那地方不错，就给定下了。
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黄怒波道出了另一个颇具想象力和格局的理由：再过十年，北极的冰一旦融化，冰岛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
一向喜欢捕风捉影的媒体，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原因，冰岛人开始挖掘黄怒波的背景，发现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还在中宣部任过职。于是，有外媒臆测：黄怒波此举，不过是为了配合中国政府获取北极出海口的野心!
这并非黄怒波第一次在国外遭到这样的“臆测待遇”。2005年，他试图在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上开发观光游艇项目时，就被人怀疑是为了掩饰中国军方的潜艇计划。
在巨大的反对声中，冰岛政府拒绝了黄怒波的购地计划。事后，对方试图通过改买为租来挽回局面，但依旧久拖未决。黄怒波一生气，告诉对方：“我不玩了。”
在这场纷争中，黄怒波虽然输掉了生意，却赢得了名气，无论他本人还是旗下的中坤投资，都在一夜间成为国际瞩目的对象。而这个搅动世界的中国商人，多年前还是黄河边上一个失去双亲、任人欺凌的孤儿。
苦难
黄怒波的童年和少年，苦难一个接着一个。
他1956年生于兰州，后迁居至银川。三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不堪凌辱，在劳改农场含冤自杀。为讨生计，母亲不得不拉着板车去城墙挖土，一车卖几毛钱。
由于家境贫困，挨饿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他一饿就是好几天，饿到极点，胃里都能吐酸水。这种滋味，黄怒波时隔多年依旧记忆犹新，他特别讨厌电视里因为挨饿而狼吞鲸咽的镜头，“太假了！真正饿久的人根本吃不下东西。”
那时候，他的邻居是个厨师，偶尔会带回一袋吃剩的肉骨头。每次，黄怒波都会跟其他孩子一哄而上，吞食残肉和骨髓，哪怕上面有蛆虫也顾不上，掏掉后接着吃。
与饥饿相比，人情的冷漠更让黄怒波心寒。因为父亲的缘故，黄怒波从小被扣上“反革命狗崽子”的帽子，受尽欺凌和毒打。
有一次，他和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其父上前帮忙，从后面抱住黄怒波，男孩趁势捡起一块砖头，砸在他头上。黄怒波当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发现头上流着血，路过的人不但不帮忙，反而觉得反革命家庭的孩子就该打。
被欺负的次数多了，黄怒波发现，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选择更加野蛮。
一次批斗会上，有同学将黄怒波揪到台上，用木头枪杆砸他。台下的人群情高涨，一边喊口号，一边狂热地叫嚣：“打他！打他！”
第二天，黄怒波在学校门口拦住砸他的人，用皮带狠狠抽打对方，直抽得他身上流血。
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黄怒波的野性和强势，使得他在日后的经商途中能够披荆斩棘，同时也为公司的内乱埋下了隐患。
然而，黄怒波的苦难并没有结束。13岁那年，母亲因为煤气中毒，离他而去。黄怒波一下子成了孤儿，失去经济来源，被迫流落街头要饭。晚上，他一个人住在贺兰山里，与狼对望，反而觉得更安全。
转折
黄怒波不甘心，他不想一辈子就这样痛苦下去。1972年的一天，16岁的黄怒波一个人跑到黄河边，朝着奔腾的河水怒吼。那一刻，他决定改名（原名黄玉平），并发誓要像愤怒的黄河水一样，永不停息。
中学毕业后，黄怒波下乡做了知青。在那里，他摆脱了被人批斗的日子，踏实勤奋，很快成为先进标兵。
期间，黄怒波读了很多书，劳作之余还喜欢写诗。虽然身世坎坷，但他志向远大，从小就立志上北大中文系，长大做一个诗人。
黄怒波下乡当知青的照片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写诗似乎是一件很闲扯的事，但在后来，却扭转了他的命运。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有文化、会写诗的黄怒波被群众联名推荐，上了北大。
此后，黄怒波时运亨通，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官至正处级……眼看着就要在中央部委终老一生，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经历过刮骨之痛的他，不希望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在对权势的唯唯诺诺中死去。
于是，他选择辞职，到中国市长协会下的某出版社担任负责人。上任伊始，他就雷厉风行推行改革，但却因为做事太直，得罪了很多人。
当时，那个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每个人都有捞钱的门道，大家一直相安无事。偏偏黄怒波是个死心眼，上任后坚决不让卖书号。很多人一看财路断了，捏造各种罪名，包括嫖娼、吸毒、私藏枪支等等，把黄怒波告到部里去。
上面派工作组来查了一圈，没找到什么证据就撤了。暴脾气的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等工作组一走，立马将有问题的人全部解聘，有的部门干脆直接解散。
干完这件事，黄怒波心里清楚，自己也待不长了。没过多久，出版社遇到经营危机，为了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上面决定成立一个咨询中心，黄怒波接手了这个新单位。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中坤集团的前身——中坤科工贸集团。
背叛
中坤刚成立时，黄怒波很盲目，印名片、卖玩具、倒钢材，想到什么做什么。但这些小生意不但没帮他赚到钱，反而让人给骗了。
那是他第一次倒卖钢材，黄怒波把钱打到对方账户。没想到，对方当天就转走了钱，然后就此不提货的事情。这把黄怒波惹毛了，他动用手中的资源，一边找媒体，一边到法院起诉。
对方一看黄怒波这么凶，赶紧提一瓶茅台酒，到北京请罪。经此一事，黄怒波算是长了教训，对商场的尔虞我诈也多了一分认识。
此后，中坤开始涉足房地产，在北京改造办公楼，到宜昌开发住宅小区，又跑山西去建宾馆。不过，真正奠定中坤家底的，是和同学的一次合作。
1997年，黄怒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同学李明（现远洋地产董事局主席）合作开发了都市网景楼盘，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万元。
中坤的钱越赚越多，黄怒波在管理上的问题却逐渐暴露了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很仗义，另一方面也很强硬，对下属很凶，经常骂人。时间一长，下属有了积怨，这让那些有心计的人有了可趁之机。
2002年，黄怒波在外地跑业务，公司的日常事务交给几个老部下。这几个人趁黄怒波不在，悄悄“策反”了人事、财务等部门的人，并私自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将中坤一层办公楼的产权转到了该公司名下，几千万元资金不知去向。
黄怒波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又开了一家新公司？他才突然惊觉，立刻找人暗查，最终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
得知实情后，黄怒波彻底怒了。一天晚上，他借着酒劲，破门而入，将所有人统统赶出公司大门，并连夜从外地调人进京，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和电脑，制止了一场内乱。
这场危机重创了黄怒波的内心，以致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他依旧无法平静：“我至今想不透，人为何那样贪婪、残忍？”
后来，他在用人时，主要看对方的忠诚度。在中坤，员工都知道，黄怒波可以容忍你犯错，但绝对要忠诚，否则见一个开除一个。
随性
黄怒波喜欢写诗，从13岁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他就和诗歌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以骆英为笔名，出版过多本诗集，2015年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对于经历过苦难的黄怒波而言，诗歌是他的寄托，他曾经说过：“没有诗歌的话，我会一无所有。”在他的世界里，人生不仅有商业和财富，更有诗和远方。
诗人向往浪漫和感性，这跟务实和理性的商业精神似乎相距十万八千里，但黄怒波却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这让他在商业竞争中拥有异于常人的眼光。
1997年，黄怒波经人介绍，认识了安徽黟（yī）县的县长。对方带着几个人，上北京找他来招商引资，给他推荐了一个叫宏村的地方，说是一个古村落，保护得很好。
黄怒波马上带人去考察，结果对那里一见钟情，但他的下属却内心一片哇凉，那不过是个落败的村子，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真的是黟（黑多）县。
县长说，只要投资200万，每年光门票就能赚17万。中坤当时刚成立不久，手头并不宽裕，下属们都反对，但黄怒波却铁了心要干。
之后，黄怒波从清华大学请来教授，对宏村进行保护规划，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周庄也在申请，宏村并不占优势。最后老天爷帮了忙，在一场烟雨中，宏村美得像一幅水墨画，再加上有保护规划，专家们拍板，就它了！
安徽宏村
成功申遗后，宏村马上火了，游客爆棚，门票收入剧增，到2001年时翻至几百万。但黄怒波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最初亏钱时，黄怒波承诺每年给村民17万保底。当地人都说，北京人钱多人傻。收入剧增后，村民们高喊“北京人滚出去”。黄怒波于是把门票提成增加到10%、33%，最后几乎一半收入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现在，宏村每年的旅游收入过亿，是黄怒波最得意的项目。但以一个商人的眼光看，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对此，黄怒波说：“只有诗人才干这种事。”
不争
宏村之后，黄怒波又开发了新疆南部、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等项目，甚至在美国、日本和北欧都有产业，初步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旅游地产王国。
在投资南疆前，喀什、和田等地领导轮番上阵，邀请黄怒波去喝酒。黄怒波非常喜欢新疆的原生态地貌，在酒精的作用下，爽快地签下了投资协议。事后，黄怒波笑称，自己的项目都是酒后冲动的成果。
黄怒波在新疆
这当然只是玩笑话。事实上，看似随意的决策中无不包含着黄怒波独特的商业哲学。他有一套理论，叫不竞争理论。黄怒波说，这是他在中欧学的，当时老师告诉他们，在进入一个产业后，要学会设置壁垒，以免别人进入。黄怒波将它总结为三个字：不竞争。
当年在都市网景的地产项目上大赚一笔后，中坤又开发了长河湾、中坤广场等项目，收益颇丰。但钱越赚越多，黄怒波的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因为他发现，随着房价疯涨，很多不相干的人都涌入这个市场，连卖药、卖饲料的都想来分一杯羹。
黄怒波决定马上刹车，转型做旅游地产，当时中坤在宏村等项目上已有所斩获，前途一片光明。在他看来，做生意要想成功，就必须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做创新的东西。而旅游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更不可复制，是理想的投资对象。
因为这个决定，中坤错过了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当有记者质疑他的决定时，黄怒波说：市场上总有人比你更有钱、更不要命，为什么跟他们去抢有限的资源？
活在上个时代的商人
在北大，流传着“一黄二红”的说法，创业成功的黄怒波、俞敏洪成为当下学生们仰慕的北大企业家代表。
成立于2012年的北大创业训练营每期都有七八千学生报名，30%来自北大。黄怒波作为企业家校友参与过训练营的创办，身兼导师一职。他眼中的北大学生创业热情高涨，都积极地想投身于当下大众创业的浪潮中。
现实对于成功学的热捧无形中影响着这些趋之若鹜的年轻创业者，这在黄怒波看来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人人都很功利，都想成为马云，并把这当做世俗成功的唯一标识，却不了解上一代企业家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下，大浪淘沙后，只有0.1%的企业最终存活下来。
很多年轻人连什么叫企业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创新。一千个琳琅满目的创业项目中，有时候黄怒波连一两个出众的都挑不出来。唯独一个李姓的年轻人让黄怒波感触很深。他通过给布料涂抹涂料实现体温变色，一两年内买下了一个服装厂，每一步做得非常扎实。黄怒波第二次到训练营讲课时，他的创业项目已经初具雏形。
不过，他并不认为年轻人就该脚踏实地。“年轻人就是要胡思乱想和试错，还是要有梦想和激情。”
他对当下的创业环境不那么乐观，“贾跃亭也好，雷军也好，都是已经经历了好几轮的挫折了，才到这个位置上。而当下并不具备成功的时代条件，经济下行、资金成本也高，这个意义上讲，这代人创业成功的几率比我们更小也更艰难。”
身为“九二派”一代，黄怒波和他的同伴们已成为历史上的断层。在黄怒波眼中，这一代传统的士大夫商人已临近尾声，专注于守成，剩下的就是讲故事。
从铁肩道义、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民营企业家，到市场经济下涌现的讲求企业盈利的海归派，再到碎片化的互联网创业者，黄怒波悲哀地看到商海的血腥竞争下团队意识的淡漠和责任感的缺失。全民经商在今日演变为全民创业，当年社会蒸蒸日上的精气神儿渐渐地被一层不安全和恐惧的薄纱掩盖。
《在痛苦世界中寻找》一书中，黄怒波写道：“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悲剧和悲哀的地方是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我们穷怕了，对贫穷以及屈辱有着特殊的感受，有时候甚至过度地自尊。我们都经历了沧桑风云，在一种安全结构完全被毁坏的社会氛围内夜半惊梦，至今依然如此。我们害怕已经到手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被抢夺走，这确实是时代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都曾是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我们也是伤害者，是斗争情结很强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商场如此之乱的根源。”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还活在上个时代的人。他的手机是一款用了两年的飞利浦X5500功能机，平时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他不会上网、也不用电脑，创作全部都是手写。就像他不能完全理解年轻的创业者一样，他也听不懂贾跃亭、雷军等乔布斯形式的新品发布会——对方对传统实业也意兴阑珊。
也曾是创客
对现在“遍地创业狗”现象持保留态度的黄怒波，多年前也曾是一名年轻的、满腔热血的创业者。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北大毕业后在中央机关坐了10年班的黄怒波，看上去仕途一片光明，29岁就升至正处级，是中直机关的优秀党员。一天，他在读完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后，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甘心就这样度过一生。
当时恰好市场经济定调，并在邓小平南巡的推动下趋向高潮。黄怒波也蠢蠢欲动。他给前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信，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时陶斯亮正参与创办中国市长协会，觉得这位年轻的处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意欲将他招入麾下。
前后折腾了一年，单位终于放了人。之后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属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不想没多久出版社遭遇内部变故，卷入民政诉讼法出台以后的首例大案，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成为黄怒波1995年成立的中坤集团的前身。
1990年代闷声发大财的浪潮里，没有几个人对企业有确切概念，国家政策也尚未明朗，“投机倒把”还背负着污名。对办企业停留在大队会计印象上的黄怒波，稀里糊涂地奉行着机会主义，什么挣钱做什么，卖玩具娃娃、印名片、倒卖复印机和钢材、投资铜管拉丝厂，几乎都没捞着钱，吃哑巴亏成为了家常便饭。
在生意场上，黄怒波领教了人性的种种幽暗。有次他捣鼓卖茶叶，湖北宜昌一个老头是他的旧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秘书。黄怒波找他进茶叶，他便连夜发了一吨三无产品，缺斤少两不说，连许可证、检疫证都没有。有人谎称好意帮他卖，拿走几百斤就不给钱了。最后黄怒波四处借钱，把茶叶钱东拼西凑还给了老头。
历尽周折，中坤的第一桶金来自房地产行业。1996年至1998年，黄怒波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习EMBA，同窗李明刚刚出来做房地产。当时黄怒波天天上课盘算着调规划，盘活三环一个生产飞机陀螺的军工仪表厂，而早年为保密需要建成的绿化带成为了项目瓶颈。手头正缺项目的李明中午下课后拦下了黄怒波，撺掇着合作。最后黄怒波出地、李明出资，凭借这个名为“都市网景”的项目，两人赚得盆满钵满。
1997年，黄怒波投资400万元，对当时的无名小村进行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期间他邀请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古建专家共同研究保护规划，之后又投资千万元进行复原建设。这个盘踞在黄山脚下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在2000年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十余年间，宏村旅游业持续增长。2014年，宏村景区仅门票收入就接近一亿元。
如今黄怒波的旅游地产帝国中囊括了不少稀缺的旅游资源，5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村落为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两个国家级5A景区，4A景区若干。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田纳西州到日本北海道、冰岛，都有中坤的身影。
退化的“狼性”
“小时候经历所有人性的恶，导致我所有的诗歌都是沉重、伤感的，对人性我是充满失望的，人都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魔鬼的那一面我看得很透，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在潜意识里影响了我的一生。”黄怒波说他做不了伟大的诗人，但通过诗歌得到了发泄，“所有苦难和屈辱都在诗歌里成为了一种精神财富，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有这种传奇性和故事性。”
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好斗、畸形，文革把人的兽性全部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是一头狼，成为了没有尊严的工具”。
在北大读书的经历以及北大浪漫自由的校园氛围，一定程度上对黄怒波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了二次塑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张宇伟跟黄怒波相识两年多，是北大2010级EMBA的学生。因为业务关系两人彼此熟络。在他看来，黄怒波身上融合了3所学校的精神风貌：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北大、清华、南开)的“刚毅坚卓”以及燕京大学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他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爱读书的人。”张宇伟告诉《博客天下》，“甚至在登山的时候，除了登山设备，他还会用一两头牦牛驮运书籍，天气不好需要多天等待时，他就在营地里看书。”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6月，黄怒波邀请他作为亲友团参加自己在北大的中国诗歌博士答辩，4个小时的时间里，作为答辩人，准备充分的黄怒波熟练应答着从全国各地前来的9位行业内顶级教授的发问，一个答辩会看起来就像座谈会。
张宇伟感觉黄怒波的性格越来越淡然，“去年国发院毕业典礼，我请他来给毕业生做嘉宾演讲，他也提到了狼性，但不是太认可，持有一些贬义，包括之后对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持有批评，这是一个转变”。
野性渐褪，诗性未脱
在2015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黄怒波以57.2亿元的身家上榜。
虽然他在商业上一直如鱼得水，但前些年持有过多商业不动产被他认为是“最深刻的错误”。
“如何战略转型，从商业地产抽身而出是我们近两年最大的艰难。”黄怒波说，“这两年一直在减轻负债、卖物业，还银行和投资人的钱，经历了很多压力，不坚强就跳楼了。”
多年体制内工作的经历让他懂得尺度和红线。起初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对什么不能碰他有清晰的把握：不碰国企；不碰跟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比如煤炭、石油、粮食；不碰文化出版；不碰饮料和食品行业，风险太大；早期也不碰金融；后期淡出住宅地产，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碰撞。
他没有微信，也不发微博，他知道妄议的风险性，为涨粉语出惊人很容易引火上身。他自称“在商言商”是他在柳传志之前提出来的。
黄怒波不认同自己身上有红顶商人的痕迹：“第一我没有任何背景，第二我也没有去拿的权利，第三我的行业都是没人要的、人家做不下去的项目。”
事业走向成熟后，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务虚。他希望通过“精神”和“文化”来加固自己的人生。
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张老照片，22岁的黄怒波望着一个一头金色卷毛的男孩，腼腆地笑着。这个当年与他同住北大二十六楼宿舍的“管鲍之交”日后成为了冰岛驻华公使，黄怒波能在冰岛租地也与他密不可分。
湖光塔影之中，北大基因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黄怒波。“北大人很理想化、思想开化，表达的欲望更强。”他说。他曾经的张扬以及对诗歌和登山的热爱，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些年来因为登山，他的脾性变得更为谦和。”他的助理说。黄怒波也认为登山改变了自己，“原来很狂傲，现在就比较圆通一点”。
他并不讳言自己在诗歌界的名声是“用钱买来的”。作为一个有钱人，他已经出版了13本诗集。
“在世界之巅我高举起五星红旗 /是我的祖国新的高度（我是中国登顶者身高最高者，1.92米）/于是，一个世界都看见了红色……”这是他几年前登上珠峰后写下的一首作品。
在完成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至南北极的“7+2”后，他心生更多的敬畏，变得更为谦和宽容，性子里那些锋利的棱角和野性已逐渐褪去痕迹，名利场也对他失去了磁力。
▵黄怒波已成功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他说自己已经不愤怒了，“我觉得这一生很幸运，歪打正着，一步步走到现在，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得到。现在更加宽厚，对侮辱你的人可以一笑了之，你是一个得道者，物质富足，精神充实，很多人没达到这一步，你就不计较了，活得很轻松、从容”。
他感慨于时代的变化，认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传统的士大夫模式，中国就这么一段，以后再不会有了”。
慈善
黄怒波说，他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商人。这种诗人的情怀，让他很难做出像万达那样的连锁和规模。因为他的理念是做文化，而文化是不可复制的。
和万达相比，中坤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黄怒波曾自谦，自己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但在旅游地产这个细分市场上，黄怒波却用自己的经营哲学，积累下不菲的财富。截至2015年，他的个人财富已达80亿元，荣登新财富500富人榜。
从40多年前黄河边那个吃不饱饭的流浪孤儿，到今天财富排行榜上的常客，发生在黄怒波身上的巨变，让很多人做梦也想不到。但他的心态，并未因为财富的剧增而膨胀，多年的写诗和登山经历，让他对财富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在黄怒波看来，如果给自己挣钱，几百亿和一个亿其实没什么区别，作为企业家，首先应该懂得回馈社会。黄怒波回馈社会的方式之一，就是捐赠母校。
他对母校北京大学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把北大的校旗举遍了七大洲，并自豪地声称，十年内都不会有人超越自己。从1998年开始，黄怒波陆续向母校捐款，至今已超过10亿元。他曾经说过，要把一半的财富捐给北大，另一半留给自己的员工。
除了捐给母校，黄怒波还把善款投向文化、教育、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中坤集团成立至今，累计向社会捐款30亿元，其中汶川地震捐款4000万元。
在所有捐款中，有一笔捐款尤其引人瞩目。2008年，黄怒波重返自己下乡当知青时所在的银川市通贵乡，捐资修建了一所幼儿园和一个农民文化活动中心。
当年，怀着对人性的绝望，黄怒波从城里来到通贵乡，没想到却获得老乡们的暖心关怀。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三天。一个好心的老乡冒着寒风雪，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中，整整照顾了他40天。这让黄怒波重新燃起了人性的希望。
经历了苦难、背叛和生死之后，今天的黄怒波对名誉和财富看得很淡，他说：“人一生就是这样，伟大又怎样，渺小又怎样？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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