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你去年的工作为中国同志运动作出了哪些贡献？”
填到这一题时（北京同志中心志愿者个人年终问卷），我停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许多性少数朋友在讨论、在争取，完成了一系列挑战歧视、积极发声的行动。然而，这些行动，能够构成中国的同志运动吗？
此处，我们开宗明义，结合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将同志运动定义为：性少数群体（也包括支持性少数群体的朋友）为改善性少数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并且指向至少一个下列目标，参与者的行动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
文化目标：挑战性别刻板印象；挑战恐同观念；挑战异性恋霸权
社会目标：争取法律和政策的承认和保护
那么在这个定义下，近年来国内社群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是否构成我国的同志运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一下近年来的行动（由于资料来源有限，欢迎补充）。
下面的活动，尽管由不同团体各自完成，但他们都挑战了恐同观念，展现了性少数群体健康、自豪的形象：
杭州国际马拉松彩虹团队，始于2011年，2017年为第七届，杭州向阳花开举办
香港于2017年成功申办2022年同乐运动会
香港同志游行，始于2005年，2017年为第十届
上海骄傲节，始于2009年，2017年为第十届
中国 LGBT人才招聘会，2015-2017，同志商务/WorkForLGBT主办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同志家长相亲会，2017
以下活动，或者挑战了性别与性倾向刻板印象，或者挑战了异性恋霸权，向公众展示了SOGIE多元文化（SOGIE即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香港同志影展，2017年为第27届
上海酷儿电影节，2017年举办
上海骄傲电影节，2017年为第十届
LGBT相关NGO史料展览，2017年，北京
欧阳文风等活动家巡回演讲，反对异性恋霸权
针对社会目标的行动，类型包括影响性诉讼、学术会议、立法建议等，主题包括去病理化、反歧视、争取法律地位等。
去病理化：
➔ 从心理学角度去病理化：
北京同志中心近年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心理学大会，和国际专家（APA/UCLA/YALE）合作，倡导具有多元性别视角的心理咨询服务
同性恋亲友会组织家长收集友善/不友善心理咨询师的信息。2017年，浪漫转身整理发布第六版《中国友同、恐同医院及医生名单》
2017年，MIT博士后致信浙大附属医院，质疑该院使用催产素干预同性恋的研究的伦理审查程序
2014年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多家社群组织及心理学专家召开“第一届去病理化战略规划会”
➔ 从公众教育角度去病理化：
2016-2018西西起诉恐同教材案。广州女大学生西西发现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有将同性恋病理化的描述，与其多番交涉无果后，将出版社及贩售平台京东告上法庭。此案经历数次延期，至2018年1月仍在等待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17《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珍爱生命》在争议中遭撤换。此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编写出版，课本认为同性性倾向是正常取向，呼吁不要歧视。2017年在断章取义的舆论压力中教材被学校撤换，引发了社会对性教育相关话题的关注。
2015-2017秋白起诉恐同教材案。中山大学学生秋白2015年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恐同教材的监管情况信息公开，由于教育部没有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在限定期限内予以答复，秋白遂将教育部诉至法院并获立案。该案于2017年宣判并以秋白败诉告终，法院认为教育部无须就秋白提出的教材污名同性恋问题回应举报或公开对教材的监督措施。
➔ 从法律角度去病理化：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等机构与律师团体长期跟进与扭转治疗相关的案件。
2017年河南同性恋者起诉精神病院胜诉。河南驻马店同性恋男子余虎起诉当地精神病院对其强制治疗19天，法院一审判决余虎胜诉，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向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并在当地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该案胜诉是《精神卫生法》自愿原则的胜利，也侧面体现出法律对同性恋者不被强制治疗的保护。
2014年中国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被害人胜诉。小振因在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受到“同性恋扭转”电击“治疗”，将其诉至法院索赔。同年1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给原告实施电击“治疗”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判决书显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此案中，小振同时起诉了百度公司，认为其“百度推广”项目推荐心语飘香协助了虚假宣传，而法院判决没有支持相关诉求。
反歧视：
2017年，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再胜诉。2015年，贵阳跨性别者C先生遭到其实习仅一周的雇主慈铭体检中心辞退。C先生随后将其诉至法院，并在劳动纠纷诉求外，提出一般人格权诉求（一般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使此案真正成为第一桩性少数“反就业歧视”案。该案一般人格权诉求于2017年7月部分胜诉，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但驳回了公开赔礼道歉的诉求。
2017-2018 上海小五起诉广电总局案。小五向广电总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中歧视同性恋言论的法律、政策依据。由于所获回复无法令人满意，小五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广电总局重新作出信息公开告知。目前该案已立案，正在等待开庭。
争取法律认可的婚姻权利：
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李银河自2003年起多次向全国人大及政协（即两会）提出关于设立同性婚姻的法律提案。由于李银河本人并非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提案方式是通过委托代表或委员将提案带入会议，并寻求其它代表或委员的联署。由于历次提案未曾获得法律要求的法案联署数量，这一提案从未得到提交讨论，但其每每在社会舆论上引起相当的讨论。
以上总结的行动，主要涉及的是近年影响较大、舆论讨论较多的行动，可能忽略了一些默默开展的工作，也出于行动阶段考虑忍痛放弃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包括：
跨性别群体发声（《中国跨性别生存状况调研报告》发布）
反对同性性侵及家暴（《同志家暴干预服务地图》《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反家暴手册》发布）等。
仅从以上行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1. 文化行动上，尽管相关活动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但其综合影响力还有限，特别是对大城市以外的性少数群体、对非行少数群体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有时甚至不能保障顺利进行；
2. 社会行动上，由于发声渠道的相对局限，目前通过民事、行政等诉求诉诸法律成为实现社会目标最常用的手段，通常进程都非常曲折；
3. 尽管每一次行动的背后，都有社群内部多方面的支持，但作为致力于解决某一问题（公众教育、法律地位等）的努力，这些行动还显得比较单一，在 “多方关联性”及“时间持续性”上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4. 致力于改善文化土壤的行动还很稀缺。我们认为造成性少数群体被歧视和边缘的文化，也正是同志行动应致力于改善的文化：一是“被尊重和赋权并不需要‘与大多数人相同’这个前提”的文化，这是理论基础；二是“反对因性别而获得权力”的文化，也就是“反对男权/父权”的文化，这是伦理基础。改善文化要比改善具体事物更难更缓慢，也确是事实。
对照文章开头对同志运动的定义，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同志运动。然而，这一结论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缺失感，因为今天的中国同志运动的文化土壤仍然贫瘠、目标仍然不够具体、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影响力仍然有限。而中国的同志运动，如何争取在运动的肇始找到清晰的行动路线、避开弯路，尤其是如何在本土环境下“生根发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究。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