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性主义思潮：「会否等得见未来/女共男/均等竞赛」

《申报》刊登《论女学》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批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调，“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呼吁兴办女学。康有为亦在《大同书》中写道：

“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妇女，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理不顺，于事不宜。”

《四张机》里，陈慧茹与古老就北大开女禁一事论辩时，引康梁著作，指的正是这两部作品。

维新思想带起一股废缠足、兴女学的风潮。在当时的上海，参加不缠足会的妇女约有5万人。同期由上海官绅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更是近代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学堂。尽管诚如古老所言，变法惨淡收场，经正女学也被迫停办，但女子解放，尤其是兴办女学的浪潮，却并未因此退去。

经正女学

自经正学堂始，各地效仿者甚众。譬如吕碧城， 就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于1904年创办北洋女子公学。民国后的诸多女杰，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都曾听过她的讲授。

至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颁布，全国已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堂教员1501人、女生15496人。《春逝》里，顾老师所缅怀的那位勇敢走出门去办女子学校的祖母，大约便是兴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而如顾静薇、陈慧茹这样的知识女性，她们求学之路的起始，或许也要从这些女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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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金天翮发表了在中国近代女性主义思潮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女界钟》。全书分为十节，系统讨论了男女平等问题。在金天翮看来，“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因此他力主女性入学、就业、参政、争取婚姻自由。《女界钟》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以后，数月之中，即告售罄，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女界钟》中，有一句名言尤其广为流传，被报刊争相引用，那便是金天翮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回应：“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春逝》中，健雄看到报上招聘广告将女性排除在外时所发的感叹：“天下兴亡，果真匹夫才有资格负责。”彼时，距离《女界钟》发表已经三十年有余。可见新思想从提出，到真正落地开花，要经历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过程中也必然有回缩和失落。

金天翮《女界钟》

就在《女界钟》发表的同年，一代女杰唐群英怀抱“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信念，投身辛亥革命，同时面向女界大声疾呼：“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抉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辛亥之后，作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力推女子参政，在1912年年初发起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联合林宗素、吴木兰、沈佩贞等女子团体领袖，屡次上书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参政。

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支持“男女平等”，这一条款也明确写入纲领，但党内守旧势力仍然强大，因此对于唐群英等人的请愿，临时参议院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如此僵持到3月19日，唐群英与张汉英、沈佩贞等20余人闯入临时参议院议场，要求旁听。遭到拒绝后，女界人士砸碎玻璃，涌入参议院强行旁听。这即是《四张机》古老在论辩中提及的“唐群英闹到国会里去给女人要投票权”事件。

唐群英

可惜的是，女子参政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颁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仍不许女子参政，而合并后的国民党，更是直接从施政纲领中删去了“男女平等”一条。9月2日，唐群英接到孙中山的复函，直言党内阻力太大，强求无益，不如“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

尽管妇女参政运动暂时偃旗息鼓，但社会上的“女国民”教育思潮愈发强烈。尤其是随着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男女平权的议题也愈发引人注目。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包括但不限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胡适、周作人、鲁迅、张东荪、沈雁冰、叶圣陶，几乎没有不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的。

在此期间，从《新青年》到《妇女杂志》，从《觉悟》到《晨报副刊》，从《新潮》到《新女性》，登载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报刊如雨后春笋。

许多杂志更是辟出专号讨论妇女问题，譬如《新青年》从2卷第6号开设“女子问题”专栏，《我之节烈观》、《娜拉》、《贞操论》等影响深远的文本，都首发于此刊。陈独秀也在1915-1917之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十数篇有关妇女解放和妇女问题的文章。1918年6月，《新青年》出了纪念易卜生的特辑，主题就是如何进行妇女解放。胡适为该刊撰文，鼓励女性摆脱从属地位，走出家庭，成为具有独立完全人格的新人。

《新青年》“女子问题”专栏

除了撰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译介了大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成就。1915年，《新青年》刊出陈独秀题为《妇女观》的译文。1918年，袁振英以笔名“震瀛”在《新青年》发表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结婚与恋爱》的译文。1920年，沈雁冰翻译了瑞典教育家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其弟沈泽民则翻译了她的《恋爱与道德》和《儿童的教育》。这几本书，在当时影响巨大，带来了五四时期“恋爱自由”与“离婚自由”思潮的兴起。《四张机》中，卢泊安与曹小姐的感情屡屡被打趣。在与古老辩论时，他更是直陈“两性相爱本是人类的天性”，便是体现。

瑞典著名妇女理论家爱凯伦

1921年，沈氏兄弟二人还以海尔夫人的《妇女所要求的是什么：女性主义运动释义》为基础，系统阐述女性主义的不同流派。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编辑周建人则翻译了大量基于生物学与性别科学的文章，从生理角度证明女性并不弱于男性。

沈雁冰《女子的觉悟》

也是在五四时期，主流的女性刊物在价值观上经历了由“贤妻良母”向“新女性”、“新妇女”的转向。以《妇女杂志》为例，1915年刚创刊时，《妇女杂志》采取的仍是相对保守的立场，提倡女学，传播新知，注重对女性在家政方面的改良和启蒙，其主旨还是为了提升女子胜任“贤妻良母”的能力。正如时任主编王蕴章谈到《妇女杂志》初期登载的科普类文章时所说的：“科学不必其甚深微精妙，惟求其适合于家庭之实用。以通俗教育为经，以补助家政为纬，务使读者对于普通常识不必他求而已足。”

《妇女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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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之后，妇女解放运动进入新阶段，社会上涌现“强调女性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自强自立”的思潮。

在针对其保守立场的批评声中，商务印书馆聘章锡琛出任新主编，对《妇女杂志》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后，《妇女杂志》的办刊方针从“为国中造多数之贤妻良母”转向提倡“女子解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刊载了多篇介绍居里夫人的文章，如《科学界的伟人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在美国所受的学位》等。

《春逝》中，顾老师曾说：“法国有居里夫人。一个居里夫人的存在，就能让一整个国家的女性充满希望地去努力。”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居里夫人一样的人物，但这些文章，也的确为阅读它们而成长起来的女性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妇女杂志》的转向，也是当时新旧思想碰撞的一个缩影。

《四张机》中，卢泊安曾提出一问：“邓弈秋们上了北大，毕了业，会有什么出路？”古老颇为不屑地说：“成为求太太，或者别的什么人的太太。”对此，卢泊安和求三野都无法苟同。无论是卢泊安之“她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什么人的女儿”，还是求三野的“除了妻子和母亲，还有你自己”，强调的都是新女性的独立人格。

二位与古老的争执，反映出当时思想界新旧多种社会观念并存的情况。一方面，比传统女性角色略有改良的“贤妻良母”、“国民之母”等理想女性形象广受追捧；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又在提倡更为彻底的女子解放。

正如胡适1918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美国女性教育高度发达情况时，对台下女学生们说的那样：“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

说起来，胡适前去讲演的这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四张机》中，陈慧茹谈论男女教育不平等时，提及的那所。

在新知与新潮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女性，很快开始推动新的变革。

1919年，受蔡元培先生在《晨报》发表《男女交际问题杂感》的感召，毕业于师范院校、苦于不能继续升学的甘肃青年女性邓春兰上书蔡校长，希望北大开放女禁，允许女子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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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率先刊登了邓春兰的来信，之后，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反响热烈。胡适撰文细论女子入大学的三步骤：1）聘请女教授；2）收女子旁听生；3）改革课程与学制，使女子中学与大学预科相衔接，添设女子的大学预科。陈独秀、田汉、向警予、李达等进步人士也纷纷表达支持。一时间，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呼声震动社会。

熟悉《四张机》的观众或许不难猜到，剧中那位来信的女学生邓弈秋，其原型正是上书蔡校长的邓春兰。而这一次，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次年2月，北大教务长陶梦和先生准许王兰女士入校旁听。同年春，北大首次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九名女生。有了女学生后，蔡校长又电聘陈衡哲回国任教。陈应邀归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北大第一批七名女学生和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家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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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尽管女子解放运动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如火如荼，却也有其局限。

当时流行的妇女杂志报刊，的确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女性。比如刘和珍，就是典型的读《新青年》、《新潮》、《新女性》成长起来的女子。然而，由于办报办刊的主力几乎都是新派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女子解放更多还是作为他们借以批判、反思传统的议题而存在，讨论重点落在兴学、参政，却常常忽略了普通女性在当时的现实需求和困境。恰如《双枰记》的台词所言，“那些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政论檄文，只能影响一小部分知识界人士，却对惶惶大众毫无作用”。

《双枰记》中的“南棋北鼓”邵玉筝、冯小寒

仍以《妇女杂志》为例，在1920-1925这段改革最为激进的时间里，杂志的女性读者人数反而减少了。直到杜就田任主编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也是从杜上任后，《妇女杂志》开放征文，累计刊发数千篇。这些文字或许不涉及高大的主义，却使具体的女性经验得以浮现出来。正如研究者所言：

杜就田时期的《妇女杂志》是有两副面孔的。一副是从征文中呈现的“苦闷”的面孔；另一副面孔则是从封面和广告中呈现的“摩登”面孔。前者哀怨凄苦，是征文中大量的女性情感经验的呈现；后者则张扬自信，是在现代都市生活“新感觉经验”中的“准摩登女性”。两者构成一种矛盾，同时存在于《妇女杂志》中，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

当时的许多女性，她们未必读过（或者能读）那些报刊，但所谓女性主义，许多时候，谈论的并非某种理论，而是同为女人的切身经验。

《四张机》里，马水仙曾与鲁成就“究竟是谁养家”展开一小段辩论。她的话语里没有理论，只有最朴素的事实，却已足以说明现实的荒谬。而《双枰记》中，爷爷不愿冯小寒摆棋摊，理由是“女孩子下棋不可能有男人下得好”。小寒只管将棋摊摆了下去。听闻邵玉筝未婚，她的回应也是：“有你那样的志气，也不必做什么夫人太太，总有一天你自己就是响当当的邵老板。”身为女子，她们感受着女子的感受，经历着女子的经历，也以自己的方式前行着。

1921年，陈独秀曾为纪念妇女节发言：

道阻且长，西西弗斯还未胜利，西西弗斯永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