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丝华通联

2026-01-08

导读：延安——新中国的摇篮作者/高峰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

延安——新中国的摇篮

作者/高峰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

早在1938年11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到延安考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让他倍受感动。毛主席说：延安是一个抗日实验区，一切都在实验中进行工作，既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神秘的好处，也没有向那些人所说的莫名其妙的坏处。毛主席鼓励他多走走，多看看，多做宣传，让全民族都懂得抗战的道理。通过一个月的所见所闻，他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在文中写到：初访延安，我就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5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导中心，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生活过13个春秋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践基地。有革命旧址445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领导全国人民有力地开展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领导和指挥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创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局部执政和管理社会的经验，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延安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以遭受了大革命的失败，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在延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著作，深刻总结和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又更加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论断。毛泽东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全党铁一样的统一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讲话从15个方面就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地回答，科学地总结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159 篇，其中112篇是在延安写作的;《毛泽东文集》共8卷，共802篇，其中385篇是在延安写作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共6卷，共1628篇，其中938篇是在延安写作的。1942呢 2月18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阐述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暨抗战6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造，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成熟了的伟大理论。

二、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

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阶段，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奋发图存精神的集中体现。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智慧，创立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神，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张思德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劳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等原生态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1937年3月5日，为了加强“抗大”的建设，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1960年改为艰苦朴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学原则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明确了“抗大”的工作方向。抗大的教学内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抗大培养的革命干部，要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要由能力领导抗日斗争。抗大要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培养成坚定的革命战士。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经过土地革命和长征考验的老干部、老战士，二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和战士，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内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张学思、杨拯民）。抗大的办学条件是艰苦的，窑洞、操场是教室，石头是桌凳。毛主席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好像一个人的头，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在毛泽东教育方针指引下，抗大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时间里，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连同13个分校，6所陆军中学，3个独立大队和1所附属中学，共培养出10多万名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抗大招收的知识青年70%后来都发展成为中共党员。抗大在办学治校实践中形成的抗大精神，成为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史上一面鲜艳夺目的光辉旗帜。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那天天上纷纷扬扬飘着雪花，在欢迎会上毛主席说王明回国是“喜从天降”。但王明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到处发号施令，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给党内思想造成混乱。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1931年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为过去的“左倾”错误辩护。为了克服以教条主义为主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改进党的作风，从1942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整风运动以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各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派出调查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出一大批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的调查报告，形成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政治生态。1941年，年过花甲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领20多人到甘泉、富县进行调研，1942年1月，张闻天带领10多人到神府、绥德、米脂、兴县进行了为期1年2个月的调研，对几十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写成了《出发归来记》的调查报告，论述了调研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它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1939年2月，毛泽东与张闻天讨论哲学问题时在的信中写到：“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张思德（1915年4月19日-1944年9月5日），是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1933年参加红军，他两次过雪山草地，三次负伤，七次立功。1944年9月5日在安塞烧木炭时不幸牺牲，年仅29岁。张思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100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4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又一次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同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从此，“为人民服务”不在是一种口号，而是作为党的宗旨，深入人心，教育了一代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形成了延安时期党政干部、军队指战员的精神财富，化成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党思想和实践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来，并在全党认真实践。坚持“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坚持“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共产党人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尊重群众创造，真正实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

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的事情自己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1939年至1941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发生空前的财政危机，1939年2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毛主席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迅速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办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畜牧业的群众性大生产运动，从党的主席、八路军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到普通群众都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来（杨家岭就有一块毛主席种的菜地）。1941年，八路军120师359旅分三批开进了南泥湾，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克服一切困难，开荒种地，没有房子住，自己搭草棚、挖窑洞，粮食不够吃，自己挖野菜充饥，工具不够用，自己找废铁制作。经过1年多的劳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成为了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涌现出了许多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并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到1943年，边区的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二余一，有的达到耕一余一，1943年共产粮食184万石，除去总消耗162万石，余22万石；陕甘宁边区在两三年内，不仅在农业方面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在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等都获得了迅速发展，有效地战胜了解放区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为党积累了经济工作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毛主席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共评选出特等劳动模范74名，甲等劳动模范200名，乙等劳动模范189名，模范单位14个。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主张和政治本色，它不仅体现出当时党员领导干部的一种生活态度、精神面貌，更体现出了他们的革命情怀。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效地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进而团结和带领人民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不断开创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和优良传统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是民族精神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成熟的助推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三、延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

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的是毛主席。早在1933年毛主席在《才溪乡调查》中就提出了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情形。毛主席指出：“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维埃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1937年5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共13章29条，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议会区域选举被选人与居民的比例：乡代表会，每居民20人得选举代表1名，区议会，每50人得选举代表1名，县议会，每200人选举议员1名，边区议会每1500人选举议员1名。从1937年7月起，陕甘宁边区从乡到县到边区自下而上开始实行一种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选举制度，根据这种选举制度，边区的人民不分阶级、党派、民族、职业、宗教和文化程度，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投票采取选民所能接受的多种方式，如识字的用选票，不识字的用划圈、划杠、投豆等办法，一人一票，谁要选谁就选谁，谁也不能控制谁。当被选人不称职时，有罢免权，边区人民人身“不受非法之侵害，有权“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等的民主自由，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据统计，1941年绥德县在选举中，有227名乡一级干部，由于收到群众批评和不满被政府罢免，延川县有13个乡长落选，1945年边区31个县的选举中有41名正副县长落选。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意愿。

1937年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统一政府名称的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各级议会统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39年1月17日一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议员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0人。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政府是边区的行政机关，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人民有了自己的民意代表机关，为在全国实行抗日的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加速了边区民主化的进程，它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法规，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论》讲话，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才能适合于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是毛主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概念。边区参议会的召开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理论遵循。

四、延安是民主协商制度的发源地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照“三三制”原则，推进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成为创设民主协商制度的发源地。“三三制”最早来源于一次征粮委员会的公选，延安县中区五乡为了突击完成征粮任务，用民选的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根据居民总数，最终决定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出一名代表。在最后选出的27名代表中有9名共产党员，18名非党人士，而这些非党人士中包括富裕户和绅士。在老百姓的支持声中，征粮委员会的代表们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得知此事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士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自此，“三三制”正式诞生。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7月5日，毛泽东为抗战三周年所写的《团结到底》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在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18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7人，超出”“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边区政府在与民主人士的合作中，采取对话、沟通、妥协、共识的协商民主方法，。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讨论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与党内外参议员，开明绅士进行了充分的协商沟通。在大会表决时，219位参议员中获得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1945年边区参议会第三次选举结果，“共有议员170人。其中男议员163名，女议员7名；按阶级成分，有工人6名，工业资本家3名，城市小资产阶级3名，商人9名，贫农18名，中农69名，富农26名，地主34名等；其党派关系，共产党人61名，占35.9%；国民党19名，占11.1%；无党派人士89名，占52%；按民族分，有汉族164名，回族3名，蒙古族3名；天主教徒3名”。这样既维护了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也照顾了剥削阶级的基本利益，从而维护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的实行，赋予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说话、办事的权利，调动了各党派、无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确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延安是新中国文艺的“出发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将中央苏区的革命文艺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共同推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1936年10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丁玲任主任，王盛荣任组织部长，成方吾任研究部长，王亦民任联络部长，李伯钊任俱乐部主任。标志着延安文艺进入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批爱国文艺家和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纷纷奔赴延安。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词：“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4万余人，一时间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滚滚潮流，他们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共同为抗战胜利和人民解放奉献出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并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至1945年11月，鲁艺共举办6期，培养学员685人，各类中短期培训学员近千人，同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开设了分校，为抗战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教育的新纪元。从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鲁迅研究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延安电影团（1938年9月成立，谭政任团长，在8年时间里拍摄了十几部纪录片和数以万计的照片，1946年到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3年组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各种文艺社团组织100多个，他们以文学艺术为武器，积极参加抗战动员，为民众的觉醒和民族的解放而呐喊高呼。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流传至今，如：《东方红》、《延安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南泥湾》等。那时的延安，被称为是诗的城，歌的海，人们在歌声中生产劳动，在歌声中练兵习武。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义论》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了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体工作关系，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无产阶级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讲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指引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抗战胜利后，为了开辟新的解放区，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以舒群为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和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开赴新的解放区，把延安的革命火种播撒到各个新解放区，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和解放后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文艺以其轰轰烈烈的活动，全面丰收的创作和崭新的面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曲壮丽、感人的乐章，它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发展了革命文艺理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创作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积累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丰富经验，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基石。

六、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12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对抗日军人及家属实行优待，免纳边区一切捐税；1943年，新年伊始，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宣布边区政府把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定为边区的拥军运动月。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并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揭开拥政爱民运动新的一页。从1943年春节起，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普遍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分别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驻军代表参加，开展自我批评。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将62300余元（边币）慰劳金，送给延安驻军、干部医院、休养所、抗日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边区各部队认真开展了拥政爱民教育，采用各种会议主动进行了自我思想检讨与反省，清理过去军政、军民关系上的案件，发现有损害政府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即坚决予以赔偿、退还、道歉。举行多种联欢活动，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军队努力增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担，并热情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经济，解决日常生活困难，训练民兵，自觉维护和执行政府法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军民关系日益密切。随后，边区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法规，确定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成为“双拥”运动成熟完善的正式标志，使这项运动更加制度化、法制化。通过“双拥”活动，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密切了军民鱼水情谊，体现了党的宗旨和人民军队的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七、延安是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基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干部培训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先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3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张闻天担任马列学院院长，林彪担任抗大校长，成方吾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吴玉章担任延安大学校长，高岗担任民族学院院长，李富春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据统计，抗大共培养出10多万名军事和政治干部，陕北公学从1937年创办到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培养了13000多名抗日干部，发展了3000多名党员，延安大学培养各类干部10000多名，民族学院培训的藏、蒙、回、苗、满、彝等民族干部300多名，自然科学院培养的科技干部和专业人才500多名，中国女子大学培养妇女干部2000多名，安吴青年培训班培养青年干部12000多名，另外，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至1940年举办的各类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719名。1946年5月29日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讨论整编后各系统人员编制：中央系统8000人，政府系统15000人，西北局系统1500人。一批批优秀干部不断走向全国解放的战场，走向党的事业所需要的新战线、新岗位，使新中国有了治党治国治军的精英和骨干。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许多领导干部都是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走出来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林伯渠、谢觉哉、刘景范等。

八、延安是新中国的雏形

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叶坪谢家宗祠成立，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主席。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代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职能。设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劳动部、工农检查局。会议根据西北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态势，将西北地区的行政区域作了调整划分，以陕北的甘泉下寺湾为界，以南设为陕甘省，以北设为陕北省，并设三边、神府、关中特区，均属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办事处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1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在复刊后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谈话，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936年1月26日，为了加强外联、宣传、外交等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增设了外交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9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政府主席。辖陕甘宁23个县，1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1937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属参政区域。边区政府设有秘书处、建设厅、教育厅、卫生委员会、财政厅、民政厅、农工厅、税务局、邮政局、物资局、审计处、边区银行、高等法院、保安处等包括政治、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金融、税务、审计、法治等方面比较完整的社会治理机构，各县区也按照边区政府的要求，设立了相应的社会管理机构，县政府由6——10人组成，设县长1人，必要时增设副县长1人，下设秘书室、一、二、三、四、五科和保安科、审计员及保安大队部。乡政府由3——5人组成。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把党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便于群众贯彻执行。为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进而达到全面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到1949年底，陕甘宁边区共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个省，295个县市，总面积35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372万。1950年1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成立西北军政府委员会，彭德怀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和西安市政府的工作，至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胜利完成了自身的职责任务。从1937年9月6日到1950年1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12年4个月23天，它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主席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中所说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最早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和摇篮。它所创造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司法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延安所有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床头上贴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在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上，领导组织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的大部分农户实现了家家有余粮，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据1945年统计，边区有公营工厂101个，合作社643个，182878人，合作社经营的工业作坊235家，私营作坊1425家，手工业工人15000余人，家庭纺织妇女15万人。在财经上，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指引下，边区政府坚持自己动手，发展公私经济，开展对外贸易，繁荣商业，争取自给，达到财政收支平衡，1937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到1943年共发行从2分到5000元币种18种，发行2期有奖储蓄，第1期发行50万，票面2元，1等奖得主是铜川农民，第2期发行100万，票面5元，1等奖得主是靖边县农民。1943年延安新市场有店铺473家，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人们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到1944年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在教育上，边区政府拨出20%的经费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举办了30多所大、中专院校，培养了20多万干部，办中学7所，学生人数达2443人，小学1395所，学生79500人，同时在各县、乡、村还举办了夜校、半日校、冬学、扫盲班，不断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边区的教育既是科学的文化教育，又是大众的文化教育，既尊重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文化，《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技术人才”。在卫生上，成立了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陕甘宁边区医院，救治伤病员3万多人，同时注重宣传医学卫生常识，反对封建迷信，举办中国医科大学，大力培养医护人才，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防病。在文化艺术上，扫除了旧的创作、表演，开创了新的文艺形式，边区的文艺如雨后春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法治上，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条例，并在实践中创造出把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运用到审判工作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审判与调解相结合。韩起祥编成陕北说书《刘巧儿团圆》，后拍成了电影），法庭开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甚至开到炕头、牲畜的圈头，成了“司法为民的经典”；在社会治理上，普遍开展了扫盲运动、放足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灭鼠运动等,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在对外交流上，早在1936年1月26日，为了加强外联、宣传、外交等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增设了外交部，博古任部长，伍修权任交际处长。从1938年到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中外客人7000多人，许多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纷纷前来延安，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事业中，在对外宣传、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给予中国人民极大地帮助，为延安走向世界架起了桥梁，像斯诺、白求恩、陈嘉庚、黄炎培、李公朴等，许多外宾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像延安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们所景仰所奔赴的精神高地，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新型社会。正如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讲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点亮了初心，燃烧起烈火，这初心汇聚成磅礴伟力，这烈火烧遍了古老的神州大地，照亮了全中国。历史有回响，未来在召唤。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我们有幸生活在这片诞生了伟大延安精神的红色土地上，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光荣和自豪，同时，我们也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的历史责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发扬伟大的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精神家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文化自信，讲好延安故事，守正创新，踔厉奋发，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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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摇篮——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