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画像和陶器上有一种被称为“三鱼同首”“三鱼共头”“三鱼争头”的图像。这类图像由三条鱼组成,三条鱼一般共用一个鱼头,三个鱼身大多呈基本等距的三叉形排列。这类图像最早出现于西汉,在东汉时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广及山东、安徽、河南、山西、四川等地。汉代以后,三鱼共首图在陶瓷、砚台、石雕、剪纸、年画等载体上仍在流行。本文拟对汉代三鱼共首图的发现概况、内容组合及其文化寓意进行探讨。
一、汉代三鱼共首图的发现概况
据本文收集的资料统计,目前全国发现的汉代三鱼共首图共有20幅,分布在山东肥城、莒南、邹城、微山、临沂,江苏徐州、沛县、淮安,安徽萧县,山西离石,河南嵩山、洛阳、新乡,四川金堂、三台、合江等地。从数量来看,山东6幅,四川5幅,河南4幅,江苏3幅,安徽、山西各1幅。此类图像分别发现于祠堂画像石、墓葬画像石、石阙、崖墓、石棺、陶器等不同载体上,以墓葬画像石的数量最多。
从年代来看,三鱼共首图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河南新乡五陵村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模印三鱼共首图的陶响盘,年代为西汉早期。其余图像的年代多为东汉时期。年代最晚者为河南洛阳罗门石窟西侧土洞后壁图像,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
汉代三鱼共首图的图形较简单,每一图像均由三条鱼构成。大多数图像上的三条鱼均共用一个鱼头。少数图像上的三条鱼,每条鱼都有独立的鱼头,三条鱼并未真正“共首”。从图形特点来看,不共首的三鱼图,与三鱼共首图属于同一类图像。此类图像上三条鱼的鱼身排列,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三条鱼的鱼身基本呈等距排列,图形呈较标准的三叉形。第二种是三条中有两条鱼呈对称排列,两条鱼的鱼身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另一条鱼的鱼身与上述两鱼的鱼身呈垂直状或呈锐角相交。以第一种鱼身排列的数量最多,第二种鱼身排列的数量较少。
二、三鱼共首图的图像组合
汉代三鱼共首图的图像组合可以分为三类。
（一）甲类图像组合
甲类图像组合的特点是同一画像石或画面上除三鱼共首图外,还有麒麟、瑞兽、朱雀、龟（鳖）、蟾蜍、玉兔、九尾狐、六头瑞兽、三足鸟、五头鸟、羽人、桃都树等祥瑞动物、植物或与升仙有关的神怪动物等图像。甲类组合的三鱼共首图共有9幅,分别发现于山东、安徽、山西、河南、四川等地。
山东莒南县东兰墩村发现的东汉元和二年（85年）石阙,为孙氏墓前的神道阙。阙身正面的图像从上至下分为四栏,上栏图像从上至下可分为四组。上栏第三组图像左侧为一只前后各三头的六头瑞兽,瑞兽背部上方为三鱼共首图,瑞兽右侧为一鳖。[1]（图1）其余图像与三鱼共首图之间不存在明显关联。
图1 山东莒南县东兰墩村画像石（局部）
安徽萧县龙城镇陈沟村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正面从上至下分别刻一足鸟、羽人、二麒麟、一瑞兽,侧面刻执戟门吏,门吏头顶上方刻三鱼共首图像。[2]（图2）
图2 安徽萧县陈沟村画像石
山西离石马茂庄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左表墓画像石,画面的左右两侧和上方边框内饰卷云纹,画面中心的图像分为三层。最上一层为鹿车出行。第二层中间为三鱼共首图,三鱼均有呈扇形的尾部,两侧分别为鸟首马身翼兽和麒麟。最下一层为一枭鸟、一虎逐一鹿、山丘。[3]（图3）
图3 山西离石马茂庄画像石
河南嵩山东汉元初五年（118年）太室阙西阙西面立柱从上至下的图像分为五层。最上面一层刻三座相连的二层楼阁。第二层刻一常青树,树上有一人挽髻倒立。第三层刻一立鸟。第四层刻三鱼共首图。最下面一层刻一站立的羽人。[4]（图4）
图4 河南嵩山太室阙画像
1973年在河南龙门石窟第一窟西侧的崖壁上发现一个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土洞,在土洞后壁的石壁上从上至下阴刻隶书七言诗和朱雀、五头鸟、三鱼共首图。[5]（图5）七言诗的内容为：“诗说七言甚无忘, 多负官钱石上作,掾史高迁二千石,掾史为吏甚有□,兰台令史于常侍,明月之珠玉玑珥。子孙万代尽作吏”。首句末字原资料释为“忘”字,从字形来看应是“意”字。第四句末字不识。题诗下方偏右刻朱雀和五头鸟。朱雀后下方刻三鱼共首图。
图5 洛阳龙门石窟第一窟西侧土洞后壁画像
成都市金堂县猫头山崖墓M1前室的顶部一周雕刻仿木屋檐。东壁屋檐下左侧刻一只朱雀,朱雀的右侧刻三条鱼,三条鱼的鱼头相对,呈三叉形排列。东壁屋檐下右侧刻一圆日,其旁刻一“日”字,日下刻四道横线。（图6）西壁屋檐下的左侧刻两座房屋、朱雀、圆月和“月”字题榜。[6]
图6 成都金堂猫头山崖墓M1东壁画像
四川三台郪江崖墓金钟山II区M1后室左壁两侧分别雕刻两幅画像。左侧上方刻一棵神树,原报告称下方刻一“龟”;右侧上方刻一人习武、一龟,下方刻三鱼共首图。[7]（图7）左侧神树下方所刻之“龟”,从形状来看应是穿山甲。
图7 四川三台郪江崖墓金钟山II区M1后室左壁画像
三台郪江崖墓金钟山II区M2出土石棺一具,棺身三面刻有画像。前档刻双阙,棺身左侧刻双鹤争鱼,棺身右侧刻一鹤、三鱼共首图和一麒麟。[7]（图8）
图8 四川三台郪江崖墓金钟山II区M2石棺右侧画像
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出土的一具石棺,四面均雕刻画像。石棺前档刻双阙,后档刻伏羲女娲。石棺左侧刻车马临天门、西王母,右侧刻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鸟、飞雀和三鱼共首图。[8]（图9）
图9 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石棺左侧画像
（二）乙类图像组合
乙类图像组合的特点是同一画像石上除三鱼共首图外,还有水榭、群鱼、一竿钓三鱼、鹤（鸟）啄鱼等其他图像。三鱼共首图常与以上图像中的二、三种图像一起出现。乙类组合的三鱼共首图共有4幅,均发现于山东地区。
山东肥城栾镇村出土的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祠堂后壁画像石,画面图像较复杂。三鱼共首图位于左阙右侧女娲尾部下方。与三鱼共首图关系较密切的内容有双阙两侧的鹤啄鱼、一竿钓三鱼以及右侧伏羲下方的瑞兽等图像。[9]（图10）①
图10 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后壁画像
山东邹县郭里镇黄路屯共发现了两块刻有三鱼共首图的画像石。第一块画像石的画面左侧刻一人持竿钓三鱼、二鳖、四人水中捕鱼、三鱼共首等图像,画面右侧刻群鱼游弋。三鱼共首图位于画面中部偏左位置。[10]（图11）第二块画像石的左侧画面从上至下分为四层,左侧图像与三鱼共首图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画面右侧为水榭人物图,画面中有鱼群、鳖、鹤啄鱼、五人捕鱼、三鱼共首等图像。三鱼共首图位于水榭下方中部,下方为鹤啄鱼图。[10]（图12）
图11 山东邹县郭里镇黄路屯画像石
图12 山东邹县郭里镇黄路屯画像石（局部）
山东微山两城乡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右部已残,残存画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右侧为楼阁的一角,从楼阁上伸出的鱼竿钓住三条鱼,三条鱼右侧为三鱼共首图。下栏图像为鹤啄鱼。[11]（图13）该画像石残损较严重,从画面上残存的阁楼一角来看,该建筑应是水榭。
图13 山东微山两城画像石
（三）丙类图像组合
丙类图像组合的特点是画面上只有三鱼共首图,或者除三鱼共首图外还有其他无关图像。丙类组合的三鱼共首图有7幅,分别发现于江苏徐州、沛县、淮安、山东临沂、河南新乡、四川三台等地。
在江苏徐州沛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画面上除三鱼共首图和四周边框外,无其他图像。[12]（图14-1）在武利华所著的《徐州画像石通论》一书中附有一幅徐州出土的三鱼共首图。[13]（图14-2）
山东临沂金雀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部呈半圆形,刻三鱼共首图,下半呈竖长方形,刻厅堂人物,厅堂屋顶两侧各刻一猴,主人端坐在堂中,两侧各有一侍者,堂前似有人物、动物图像,但已漫灭不清。[14]（图14-3）三鱼共首图与厅堂人物等图像之间,不存在关联性。
河南新乡五陵村发现的一座西汉早期的土洞墓（M30）中出土了一件陶响盘,两面均模印图案。[15]（图14-4）画面上满布小圆点,盒面图像从内至外分为三层。最里面一层为三鱼图,三条鱼均有独立的鱼头,三个鱼头相对,三条鱼呈三叉形排列。中间一层为三条等距分布的游鱼。最外一层为七组重叠的菱形纹。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宋集乡青莲岗出土的一件汉代灰陶盆,内底心刻有三鱼共首图案,在鱼身之间有水藻纹。[16]（图14-5）在北京息见堂收藏的一件汉代陶壶盖上模印有三鱼共首图,据传该陶壶为河南许昌出土。[17]（图14-6）
图14 丙类图像组合的三鱼共首图
四川三台县郪江崖墓坟台嘴M1前室右壁雕刻壁柱、斗拱、矛、戟、蹶张和三鱼共首图。三条鱼的头部相对,呈三叉形排列,三个鱼头之间有一个圆点。[7]（图15）三鱼共首图与其他图像之间无直接关联。
图15 四川三台郪江崖墓坟台嘴M1前室右壁雕刻
三、汉代三鱼共首图的寓意
众所周知,目前发现的各类汉代画像大多都与丧葬有关。罗二虎认为,“墓葬中出现的画像,其本身就是当时人们丧葬行为的产物,而画像的内容也应与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有关”[18]。汉代画像在制作时具有十分功利的色彩,画像内容不仅是汉代丧葬观念的反映,而且是墓主及其家属主观愿望的表达。因此,在探讨汉代画像中相关图像的寓意时,不能脱离汉代丧葬文化这一时代背景,否则就有可能得出一些看似有理、实则离奇的结论。
（一）目前关于汉代三鱼共首图寓意的主要观点
关于鱼在古代文化中的文化寓意,先后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认为鱼的文化内涵有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祈求丰收、辟邪消灾、沟通天地等多重寓意。[19]关于三鱼共首图的寓意,目前已经多位学者进行过探讨。以下对目前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和辨析。
1. 寓意宇宙生成之道
高文、王锦生认为三鱼共首图的哲学含义是宇宙生成之“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鱼共首图表现的内容是“阴、阳、和”三气。[20]郑冰雪也认为,汉代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兽,是汉人宇宙观的反映。[21]
高文、王锦生二人及郑冰雪在提出观点时,未进行深入论证。从汉代画像制作的功利性质来看,墓主及其家属不会刻意在画像石上雕刻与自己的愿望、诉求无关的图像内容。因此,认为三鱼共首图寓意宇宙生成之道的观点,缺乏充足依据。
2. 寓意人口繁衍和生命轮回
吴晓玲、韩永林二人认为三鱼共首图的内涵是寓意人口繁衍和祈望生命不断轮回。文中论证三鱼共首图寓意人口繁衍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在山东肥城栾镇村画像石上,三鱼共首图位于画面左侧的女娲下方,在画面右侧对应的伏羲下方有一兽。在汉代画像中伏羲女娲象征阴阳和合、人类繁衍,那么刻在伏羲女娲下方的图像也应具有与之有关的含义。二是与三鱼共首图经常一起出现的鸟啄鱼图像象征男女交合,具有生殖含义。文中论证三鱼共首图寓意生命轮回的依据,主要是依据《山海经》中关于颛顼死而复苏的记载,认为鱼是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灵物,三鱼共首图是巧妙利用旋动的形式来祈望生命不断轮回。[22]其后,吴晓玲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观点,认为三鱼共首图表达了人们对生命再生、轮回、转化的祈盼。[23]
在目前发现的三鱼共首图中,三鱼共首图位于女娲下方或周围者仅有山东肥城栾镇村画像石一例。在该画像石上,在三鱼共首图的左侧有三鹤、三鱼,其中有两只鹤正在啄鱼。在其他三鱼共首图中,鹤啄鱼是与三鱼共首图一起出现的常见组合。由此可知,在山东肥城栾镇村画像石上,与三鱼共首图形成组合关系的并不是三鱼共首图上方的女娲图像,而是三鱼共首图左侧的鹤啄鱼图像。因此,吴晓玲、韩永林二人文中认为三鱼共首图寓意生殖繁衍的依据之一,三鱼共首图与伏羲女娲图的组合并不存在。二人在文中论证三鱼共首图寓意人口繁衍时提到的鸟（鹤）啄鱼图确实具有生殖寓意,但是鸟（鹤）啄鱼图在汉代画像中具有生殖、升仙、富贵、祥瑞等多重寓意,如果仅从图像组合的角度便得出三鱼共首图寓意人口繁衍的结论,依据似乎并不充分。
依据《山海经》中关于颛顼死而复生的记载,确实可以得出鱼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结论,但不能由此得出三鱼共首图寓意生命轮回的结论。生命轮回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出现的观念。佛教修行的目的是要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而非祈望生命不断轮回。佛教虽然在东汉时期已经传到中国,但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主要还是中国本土的神仙信仰,即人死以后升入西王母所在的神仙世界继续生活。因此,吴晓玲、韩永林二人认为三鱼共首图寓意祈望生命不断轮回的观点,与汉代丧葬文化背景和神仙信仰相悖。
3. 寓意“天界之水”
薛江在《“三鱼同首”图像探析》（以下简称“薛文”）一文中,认为三鱼共首图代表的是“天界之水”,是以水为载体的“天泉”“天湖”“天河”的代指。薛文将三鱼共首图分为独立图式和非独立图式两类,其中非独立图式的三鱼共首图又可以分为现实场景和非现实场景两种。在现实场景中,画面中常有鱼、龟、水鸟、捕鱼人、水榭等图像,此时三鱼共首图指代的是水或河湖。在非现实场景中,画面中有鱼车、伏羲、女娲、神阙、星空图等天界神物,此时三鱼同首图指代的是“天界之水”或“天界之河湖”。在独立图式的三鱼共首图中,画面中常有羽人、飞鸟、天鹿、蟾蜍、翼虎、九尾狐、三足乌、玉兔等天界中的事物。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天界之水”的描述,但在天界图中未见表现“天界之水”的图像,因而薛文得出了三鱼共首图是代表“天上之水”的结论。[24]
在非独立图式的场景中,鱼、龟、水鸟、捕鱼人、水榭等图像本身就表明有水或河湖,并不需要三鱼共首图来指代水或河湖。在非独立图式的非现实场景和独立图式中,所谓的“天界之水”“天界之河湖”“天上之水”并不是图像中必不可缺的元素。事实上,在目前发现的汉代画像中,除薛文中认为的三鱼共首图代表的“天界之水”外,在大量表现天界（神仙世界）的图像上几乎均无表现“天界之水”的图像。所谓的“天界之水”如果存在,那么它应是一种较普遍的图像。但是,目前发现的三鱼共首图数量较少,同时也没有发现其他可以指代“天界之水”的图像。由此可知,薛文认为三鱼共首图代表“天界之水”的观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4. 寓意升仙
刘雨茂将三鱼共首图视为天界中的神灵异兽之一,认为“三鱼共首可能就是为了表现一种奇异的现象,这种现象为祥瑞之兆,只能在神仙界才有,也就是为了表达墓主升仙的意义”[25]。郑冰雪将三鱼共首图称为三鱼共首兽,认为三鱼共首兽与画像石上的鸡头人神兽、鸟首人身兽、九头人面兽、独角兽和麒麟等异兽图像一样,是汉代人想象中的仙界景观,反映了人们的神仙信仰观念。[21]
认为三鱼共首图寓意升仙的观点具有较大的合理之处。三鱼共首兽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动物,而是神仙世界中才有的异兽。从这一点来说,三鱼共首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寓意升仙的内涵。但是三鱼共首图目前发现的数量不多,相对于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九尾狐、三足乌、玉兔、蟾蜍、天门等具有明显升仙寓意的图像而言,将三鱼共同图视为一种祥瑞图像似乎更合理。
5. 寓意祥瑞
杨爱国从三鱼共首图与其他图像组合出现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三鱼共首图与伏羲女娲、六头兽、麒麟、三足乌、九尾狐、玉兔、蟾蜍等图像一起组合出现时,表达的愿望是祈求祥瑞。[26]陈绪春在对汉代石阙上的图像题材进行分类时,将三鱼共首图划入“祈愿祈福题材”一类,一起划入“祈愿祈福题材”的图像多为各类神禽异兽,其中多数动物的寓意都与祈求长寿、象征繁衍昌盛有关。[27]
6. 寓意富贵
谢昌一将三鱼共首称为“三鱼争头”,认为三鱼争头的形象具有“三世争余”“三世有余”的内涵。[28]游逸飞对汉代双鱼铜洗、神人抱鱼铜带钩上的铭文及《后汉书･杨震传》《杨震碑》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三鱼共首图的主要寓意应是官爵,甚至可指实为三公”,鸟鱼图、三鱼共首图的共同寓意都是追求富贵,与鸟鱼图、三鱼共首图组合出现的水榭图也具有相似的寓意。[17]杨爱国从三鱼共首图与其他图像组合出现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三鱼共首图具有寓意富贵的内涵。[26]李重蓉对杨爱国的观点持部分支持态度,提出对三鱼共首图的含义应区别对待,认为与一些神兽相组合的三鱼共首图,可能寓意祥瑞和富贵,而其他图像“仿佛只是对鱼群簇拥在一起时、身形相互掩映而造成视觉错觉的现实写照”[29]。
（二）三鱼共首图的寓意探讨
从图像组合的角度探讨图像的意义,是汉代画像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邢义田认为,“如果一组画像多数元件的意义,可以在某一个或某一类意义脉络中找到交集,则不妨假设由这些元件组成的画像,其意义应离这样的意义脉络不远,或就在这类意义脉络之中”[30]。在汉代画像中,各种图像在组合出现时,不同图像之间一般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们属于同一类主题的图像,或者表达的是相同、相似的寓意。从图像的内容组合的角度来看,在目前关于三鱼共首图寓意的几种观点中,杨爱国提出的三鱼共首图寓意祥瑞和富贵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杨文中,关于三鱼共首图寓意的论述较简略。以下对三鱼共首的祥瑞和富贵寓意进行较详细探讨。
1. 祥瑞寓意
祥瑞思想是汉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祥瑞,即吉祥的征兆。祥瑞思想在前秦时期已经出现,在《洪范》《管子》《墨子》《吕氏春秋》《左传》《礼记》《山海经》等文献中均有关于祥瑞思想、祥瑞物的记载。[31-32]两汉时期,随着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神学的流行,祥瑞思想逐渐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汉代丧葬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石棺、崖墓以及随葬器物上,祥瑞图像所占比例较高。汉代文献中所见的祥瑞主要有各种珍禽异兽（神怪动物）、植物、器物、自然现象（天象）等。[32]汉代画像中所见的各类祥瑞图像大抵与文献记载相符,同时也有较多祥瑞图像不见于文献记载。各种祥瑞物的共同特点,一是具有罕见性,或是造型奇异,或是具有特殊功能,其中大多数动物、植物、器物及自然现象都是幻想出来的虚拟事物,这些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二是各种祥瑞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祥瑞物的出现通常预兆吉祥或表明社会太平、君主圣明有德。
三鱼共首图与汉代祥瑞图像中的其他祥瑞动物在身体构成上有相似之处。三足鸟、九尾狐、比目鱼、比翼鸟、比肩兽、六足兽、六首兽等珍禽异兽均有比常规动物多出的头、身、足、尾等器官,而三鱼共首图则是共用头部,它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动物。仅就造型特征来看,即可推测三鱼共首图应具有相应的祥瑞寓意。
在甲类图像组合中,三鱼共首图通常与麒麟、瑞兽、鸟首马身翼兽、凤鸟、瑞鸟、龟、蟾蜍、玉兔、九尾狐、一足鸟、三足鸟、五头鸟等祥瑞动物（神怪动物）一起组合出现。
在汉代画像中麒麟、凤鸟的祥瑞寓意是很明确的。麒麟为仁兽,当君王圣明时出现。《宋书･符瑞志》载：“麒麟者,仁兽也。……明王动静有仪则见。”[33]汉代画像上的凤凰（鸾鸟、凤鸟）和朱雀在形象上没有本质差别,二者应属同一类,一般将与青龙、白虎、朱玄武一起出现的凤鸟称为朱雀。在古代文献中,凤凰是一种具有德、义、礼、仁、信诸德的瑞鸟,一般在君王圣明,社会太平时出现。《山海经·南山经》载：“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西山经》载：“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34]《白虎通义》曰：“凤凰者,禽之长也。上有明王,太平乃来,居广都之野。” [35]
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鸟（又称三足乌）等动物是神仙世界中的神兽,在汉代画像中它们通常出现在西王母、东王公的身边。杨爱国认为“当它们不和两位仙人（西王母、东王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种祥瑞动物”[26]。《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郭璞注：“太平则出而为瑞也。” [34]《宋书·符瑞志》载：“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33]据《东观汉记》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各地发现的祥瑞有“凤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36]。
安徽萧县龙城镇陈沟村画像石上与三鱼共首图一起出现的图像有一足鸟。一足鸟又称商羊。在甘肃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1号墓的门楼上刻有一足鸟,榜题曰“尚阳”,即商羊。[37]《孔子家语·辩政》载：“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38]东汉王充《论衡･变》载：“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39]从一足鸟具有的能预测下雨的神力来看,一足鸟属于寓意祥瑞的瑞鸟。
山东莒南县东兰墩村石阙画像上的六首瑞兽、河南龙门石窟西侧土洞后壁上的五头鸟,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画像上也无相应题榜,但从二者奇异的造型特点来看,应属于寓意吉祥的祥瑞动物。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金钟山II区M1左右两壁上雕刻的龟、穿山甲,也是祥瑞动物。
在甲、乙两类图像组合中,三鱼共首图都有与鹤（鸟）啄鱼组合出现的情况。关于鹤（鸟）啄鱼的寓意,先后有刘弘[40]、罗二虎[18]、周玫[41]、李智[42]、邢鹏飞[43]、游逸飞[17]等学者曾进行过探讨。综合而言,在汉代画像中鸟啄鱼图具有生殖与子孙繁盛、升仙、富贵、祥瑞等寓意。在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上有“龙爵（雀）除央（殃）高鸟（鹤）噣（啄）鱼”等铭文[44]。从题记内容来看,龙、雀、鹤啄鱼有“除殃”的寓意。除殃即驱除灾祸、辟邪,其寓意与祥瑞同属一类。
在甲类图像组合中,三鱼共首图与各种祥瑞动物一起出现,表明三鱼共首图的寓意与祥瑞有关。
2. 富贵寓意
在古代文化中,寓意富贵是鱼的固有文化内涵之一。鱼与“余”同音,寓意富余。在传统纹饰中鱼与莲花一起出现寓意“连年有余”,与磬一起出现寓意“吉庆有余”。在古代年画中,牡丹花与鱼一起出现,寓意富贵有余。在古代文献中,鱼字含有丰收、富余之意。诗经《小雅·鱼丽》中有“鱼丽于罶……物其多矣,维其嘉矣”句;《小雅·无羊》中有“众维鱼矣,实维丰年”句。[45]《仪礼乡饮酒礼》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由仪”。郑玄注曰：“鱼丽,言太平年丰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优宾也。”[46]由于鱼在古代文化中寓意富贵,有学者认为三鱼同首图具有“三世有余”的寓意。
在乙类图像组合中,三鱼共首图常与群鱼、一竿钓三鱼、鹤（鸟）啄鱼、水榭等其他相关图像一起出现。在山东邹城郭里镇黄路屯出土的两块画像石上均有群鱼,其中第二块画像石画面右侧的群鱼共有16条。在山东肥城滦镇村祠堂画像石、山东邹城郭里镇黄路屯出土的第二块画像和微山两城乡画像石上均有一竿钓三鱼的图像。在山东地区出土画像石中,有群鱼图或一竿钓三鱼图像但无三鱼共首图者,数量均较多。群鱼图和一竿钓三鱼图均有寓意物产丰富、富余之意。
在甲、乙两类图像组合中,三鱼共首图与鹤（鸟）啄鱼图像一起出现的情况较普遍。在属于甲类图像组合的四川三台郪江崖墓山II区M2出土的石棺上,三鱼共首图与鹤啄鱼图未出现在同一画面上,而是在棺身另一侧刻鹤啄鱼图。考虑到川渝地区石棺四壁及棺盖上的图像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石棺上的三鱼共首图与鹤啄鱼图之间也应有密切联系。仅从鹤（鸟）啄鱼图像本身,难以说明其具有富贵寓意。如果参考汉代鹤啄鱼图铜洗上的铭文,则可证鹤啄鱼图像具有明确的富贵寓意。在容庚编著的《秦汉金文录》一书中收录了五件带有“富贵”铭文的鹤鱼图铜盆。五件铜盆上的鹤鱼图及铭文均位于器物里心。里心左右两侧分别为鹤、鱼。有两件铜盆在鹤、鱼的头尾各有一枚五铢钱纹,有一件铜盆在鹤、鱼的头部各有一枚五铢钱纹,有两件铜盆在鹤、鱼的头尾均无五铢钱纹。五件铜盆上鹤、鱼之间的铭文,分别为“富贵宜昌”“富贵昌宜侯王”（三件）和“君高迁至三公”。[47]铜洗里心的图像,鹤、鱼之间是分开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鹤啄鱼图。游逸飞认为铜洗上的鸟与鱼没有互动,是因为铜洗中间铸有铭文将二者阻隔之故。[17]在山东嘉祥长直集墓地M215中出土的一件陶洗,内底彩绘双鹤啄鱼图案,外围一周绘夔龙纹。[48]汉代铜洗里心的鹤鱼图案,应与鹤啄鱼属于同一母题,二者具有相同的寓意。五铢钱代表金钱（财富）,与鹤、鱼一起出现,也表明鹤鱼图（鹤啄鱼图）寓意富贵。考虑到鹤具有长寿寓意,鹤啄鱼图像的准确寓意可能为富贵长寿。汉代铜洗里心的图案,除鹤鱼图外,双鱼图也十分流行,其中不乏带有铭文的双鱼铜洗。在云南昭通出土的一件东汉双鱼图铜洗上,双鱼之间有铭文“富贵昌宜侯王”[49]。在浙江绍兴也出土了一件相同铭文的东汉双鱼图铜洗。[50]在陕西勉县征集的一件东汉双鱼洗上,双鱼之间有铭文“日入百千万”。[51]由此可见双鱼图也寓意富贵。洛阳龙门石窟崖壁土洞后壁上的题诗明确表达了“子孙万代尽作吏”的愿望,后壁上的三鱼共首图应具有与富贵相关的寓意。
综上所述,从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富贵寓意和三鱼共首图的图像组合来看,三鱼共首图具有较明确的富贵寓意。
四、结语
三鱼共首图是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及陶器上的一种图像题材。此类图像均由三条鱼构成,除在少数图像中三条鱼各有独立的鱼头外,在大多数图像上三条鱼均共用一个鱼头。三鱼共首图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在东汉时期较流行,广泛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地。从图像组合来看,汉代三鱼共首图具有祥瑞和富贵双重寓意。
汉代以后三鱼共首图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出现在陶瓷、剪纸、年画、石刻及少数民族服饰等各种载体上,其寓意大多与吉祥、富贵有关。汉代以后三鱼共首图的寓意,是在汉代三鱼共首图具有的祥瑞、富贵寓意基础上的延续发展。
【 注 释 见 原 文 】
转自：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