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b.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
c.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汉墓墓葬布局的重新考察》，《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2]a.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
b.Campbell Aurelia,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ICOU-Tombs, Artibus Asiae, 70.2, pp.227-258, 2010.
[3]a.鲁琪：《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文物》1977年第6期。
b.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c. 田立振：《试论汉代的迴廊葬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d. 秦建明：《“便房”考》，《文博》1999年第2期。
e.韩国河：《温明、秘器与便房考》，《文史哲》2003年第4期。
f.高崇文：《释“便椁”、“便房”与“便殿”》，《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
[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5]a.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
b.宋少华：《略谈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陡壁山曹
墓的年代》，《考古》1985年第11期。
[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7]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长沙风盘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6期。
[8]王武钰：《北京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发掘回忆》，《北京文博文丛》2019年第1期。
[9]南京博物院等：《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
[10] 梁白泉：《高邮天山汉墓发掘的意义》，见《梁白泉文集·博物馆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见《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 王武钰等：《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的收获》，见《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3] 同[9]。
[14]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5] 同[7]。
[1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17]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等：《河南偃师永宁路东汉墓M4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1期。
[1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涧滨东汉黄肠石墓》，《文物》1993年第5期。
[1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0] 耿建军等：《徐州土山二号墓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21年1月15日第7版。
[21] 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肖王庄一号汉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2] 吴曾德等：《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3] 成俊卿等：《中国木材志》第380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
[24] 《礼记正义》卷八《檀弓上》第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5] 《汉书补注》卷三十八《霍光传》第4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6] 同[25]。
[27] 《汉书·霍光传》第2948页，中华书局，196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8] 《汉书·佞幸传》第3734页。
[29] 《汉书·田叔传》第1983页。
[30] 同[3]f。
[31] 《礼记正义》卷二十七《内则》第851页。
[32] 《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第198页。
[33] 《汉书·霍光传》第2940页。
[34]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204页。
[35] 韦正等：《两汉墓葬陶礼器的变化与原因试探—两汉之变之一端》，见《古代文明》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36]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第3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7] 《汉书·成帝纪》第302页。
[38] 马永赢：《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39] 同[20]。
[40]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41] 《后汉书·班彪列传》第1341页，中华书局，1965年。
[42] a.同[1]b。
b. 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文博》2008年第2期。
[43] 《续汉书》志第六《礼仪下》，见《后汉书》第3144页。
[44]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45] 《续汉书》志第六《礼仪下》，见《后汉书》第3152页。
[46] 同[43]。
[47]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48] 段清波：《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文物》2016年第8期。
[49] 《汉书·东方朔传》第2845页。
[50]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51]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第92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52] 同[48]。
[53] 韩国河：《究古代陵寝之道，结精力弥满之实—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
墓[5]、长沙象鼻嘴一号墓[6]（图二）、长沙风盘岭汉墓[7]。
墓木枋尺寸为1.19米×0.4米×0.4米，望城坡渔阳墓木枋尺寸为0.98～0.99米×0.2～0.5米×0.38～0.48米。题凑的垒砌方式也略有不同，例如象鼻嘴一号墓木枋层层叠垒，四角采用上下交错重叠，而曹
墓的四角则没有交错。
形结构。长沙象鼻嘴一号墓稍显特殊，独立的
形结构以外还有两圈椁板，划分出两重内回廊（见图二）。此时期，也非所有题凑墓皆有此结构，如时代最早的“张耳”墓，题凑之内只有棺柩，并无其他结构。
户一”“
户二”字样。“
”通“刑”，有学者认为“刑”又可作“正”解，“刑户”即“正户”，即“正藏之户”[30]。
形结构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内椁。
形结构被门板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放置器具，后部安放棺柩——即以往所称的前室和棺室（见图四）。从前室放置的器物多为案、盘类，且老山汉墓此区域左、中、右呈“品”字形放置了三个漆案来看，这一区域放置的器物多为祭奠、供奉之用[34]。对于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和高邮神居山一、二号墓来说，虽然内部结构更为复杂，但题凑以内，棺以外，依然存在
形结构（发掘者称为“内椁”），同样也是被门板分成前、后两部分。且大云山一号墓和神居山一号墓的内椁内壁、盖板及底板通体涂朱，似在有意突出此结构。虽然细节处理上与北京地区的两座汉墓有些差别，但内部放置的器物与功能是类似的。文献中虽然没有涉及西汉时期题凑墓内空间功能的记载，但根据墓葬的实际情况看，此时题凑墓中的
形结构已然分化出了专门用来祭奠的空间，所谓棺前设奠早已有之[35]。
形结构（见图一、图二）。从文献看，“便房”一词仅在霍光、董贤和陈汤三人的传记中出现，三者均为西汉中、晚期人物。因此，题凑刚出现之时“便房”的概念可能并没有产生，即便在稍晚时候产生，最可能就是题凑与棺之间的
形结构。
形结构却是从早期至晚期一直存在的。此时
形结构出现前、后分隔，前室具有了祭奠的功能，后室用来放置棺柩，但二者的主体框架始终是同一个木制结构（见图三、图四）。“便房”在稍晚文献中被描述为设置祭奠、拜谒的场所，在此阶段已然初现端倪。至于题凑墓的内回廊，并非一个实有的独立结构，主要功能为储物，与“便房”的位置、结构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