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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明
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不仅是中华文明与丝绸之路上其他域外文明汇聚交融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仅以其中的绘画品为例，尽管它们长期隔绝于世，也多非名家手笔，不像传世名迹那样参与了绘画艺术的风格流变与演进，但其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空面貌，所呈现的知识与信仰世界，所体现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表现力，使得它们藴含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位于甘肃省西端的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都会和商业大州，其出土绘画品中既有西风东传的中亚艺术，也有来自都城长安的粉本画样，它们共同构成了丝路艺术东西交汇、兼容并蓄的风貌。
“这样大量的考古艺术遗存，是人们研究佛教艺术以及其中反映的各种文化影响的重要依据，也是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本身和它们之间交往的历史的宏大形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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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典籍、赓续文脉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卷》
（全2册）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全2册）
俄罗斯收集品主要来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沙俄探险队的多次考古探察。 早在1879年，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就在其中亚探察行记中披露了千佛洞的消息。
1898 年，俄国科学院派出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人种学科学院院长克莱门兹（ Д. А. Клеменц）率队考察新疆多地；1906—1907 年，科哈诺夫斯基（А. Я. Кохановский）率队考察吐鲁番；1906—1907 年，别列佐夫斯基（М. М. Вереэовский）率队考察库车地区；1906—1909 年，马洛夫（C. E. Малов）率队考察和田；1907—1909 年，科兹洛夫（П. K. Козлов）率队考察黑水城；1909—1910 年d、1914—1915 年，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率队先后深入新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又赴敦煌千佛洞，沿途探察古代遗存，盗掘掠取了大量文物。
俄罗斯收集品中的绘画品，主要得自 1914—1915 年奥登堡考察队的敦煌探察。1914 年 8 月至 1915 年 1 月，考察队于敦煌进行综合性探察有半年之久，其间对大量洞窟进行了测绘、拍照。
俄罗斯收集品原先分藏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彼得大帝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以及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处，几经辗转，1930 年起，大部分文书陆续转入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艺术品及少量文书、其他考古所得则于 1977 年移藏当时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
据统计，俄藏敦煌艺术品大约三百件，包含雕塑四十三号，壁画十六号，绢画五十九号，麻布画、幡画七十八号，纸画二十四号，工艺品三十六号，残片四十九号等。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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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件（套）
唐、五代珍贵敦煌画作
重磅呈现
- 第二册 -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全2册）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
敦煌文化艺术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古希腊、古印度、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结晶，反映了中华文明博纳兼容、吸收融合多元文化的强大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自二十世纪初敦煌文书被发现之后，敦煌学即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持续一个多世纪，至今仍为显学。
如今，在前贤先哲研究的基础上，“大系”相关卷册相继出版，不仅实现了散布海内外的敦煌图像高清的数字化采集与汇聚，也推动了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数字化共享，从而为国际敦煌学中的绘画艺术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富的图像资源、更为专精的视角。
考古发现的物质和图像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互证补充，往往能激起不同学术背景研究者的热烈讨论，时至今日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来源。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言，这些新的文本和图像所带来的，正是“文献的转折”（documentary turn），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气象。
现在，这批高清艺术图像的公开出版，可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互勘、互证、互补，为汉唐历史和艺术史研究开拓新的热点，为汉唐绘画史、鉴藏史、宗教史乃至社会史、文化史等专题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从而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全2册）
顶级拍摄、印刷、制作工艺
以这种大画幅拍摄的作品，不但尺寸大、成像清晰，质感真切，色彩还原度与层次感都更加细腻。它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些普通相片无法捕捉到的细节。
《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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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唐画全集 第四卷 俄藏敦煌》
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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