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与第二轮“双高计划”的双重驱动下，“”职教出海”已从单向资源输出转向深度国际产教融合。这一转变不仅推动教育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更通过跨国产业与教育的协同，培养兼具国际竞争力与本土适应性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需以国际经验为镜，直面挑战、创新路径，方能在全球化教育格局中构建独特优势。
国际化产教融合的本质，是通过跨国界整合教育与产业资源，实现 “人才培养与全球产业需求” 的动态适配。不同国家基于产业传统与教育体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范式，其核心逻辑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德国双元制的核心是 “企业主导、标准统一、跨国适配”。以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为例，其通过三大机制实现国际化产教融合。
校企协同标准体系：与9000余家企业联合制定人才标准，覆盖经济、技术、健康等领域，确保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 “零滞后”；
跨国输出适配机制：在海外合作中不照搬本土模式，而是与上海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联合开发 “中国版双元制”——保留 “理论+实践”7:3的核心比例，将德国工业标准与中国智能制造、新能源产业需求结合，培养符合本土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
学位与职业资格互认：其颁发的学位与欧盟职业资格直接衔接，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可无缝进入欧洲就业市场，这一 “标准权威性” 成为其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首创的合作教育模式，以 “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实践网络” 为核心特征，实现教育与全球产业的动态绑定。
企业主导的课程设计：1500余家合作企业（含微软、通用等世界500强）直接参与课程开发，根据全球业务布局调整教学内容 —— 如针对亚太市场，在电子工程专业增加 “5G 基站维护”“半导体封装技术” 等模块，确保学生技能与企业全球业务需求同步；
带薪实习的全球实践链：国际学生需完成12-18个月跨国实习，人均 4 万美元收入不仅覆盖部分学费，更通过在企业全球分支机构（如中国苏州工厂、印度班加罗尔研发中心）的实践，积累跨文化工作经验；
本土化移植能力：2013年重庆大学引入该模式时，并非简单复制，而是联合长安汽车、京东方等本土企业，将 “实习周期” 调整为更符合中国产业节奏的6-12个月，课程增加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 等适配中国市场的内容，形成 “全球框架 + 本土内容” 的融合范式。
日本产学官模式的独特性在于 “政府引导、区域聚焦、跨国资源整合”，以冈山大学的实践为例。
四方协同机制：学校、冈山县工商会议所（行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政府）、当地企业形成闭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如海外合作税收减免），行业协会对接产业需求，企业提供实践岗位，学校负责人才培养；
区域国际化的辐射效应：依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55个国家的76个海外据点，冈山大学将人才培养与冈山县产业出海绑定——针对该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在东南亚的布局，与泰国清迈大学合作开设 “汽车制造技术” 联合课程，学生同时参与日本电装（DENSO）泰国工厂实习，既服务企业海外扩张，又推动区域经济国际化；
科研与教育联动：通过 “产学官联合实验室”，将企业海外技术难题转化为教学案例（如针对越南高温环境的汽车空调适配技术），实现 “科研反哺教学、教学支撑产业” 的良性循环。
我国职业院校通过 “鲁班工坊”“班・墨学院” 等项目推动 “职教出海”，但在从 “资源输出” 向 “深度融合” 转型中，仍面临三重核心矛盾：
1. 标准互认机制缺失：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适配性较低，例如在东南亚电子制造业，当地更认可德国TÜV认证或美国ANSI标准；
2. 跨国激励政策缺位：企业参与国际产教合作的动力较弱——国内税收优惠、资质认定等政策多面向本土合作，对企业在海外共建实训基地、参与课程设计等行为缺乏明确激励，而海外合作中又面临东道国劳工法、教育准入政策等壁垒，导致校企协同难以深入。
1. 需求对接精准度不足：我国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多基于国内产业需求设计，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差异显著（如东南亚侧重电子组装、非洲侧重基建与农业机械），导致输出的教学资源“水土不服”；
2. 跨国平台效能有限：现有国际合作多依赖 “校校对接” 或政府项目，缺乏市场化的资源整合平台。例如企业海外用工需求、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东道国产业政策等信息分散，导致合作成本高、效率低。
1. 师资队伍 “双短板”：部分国内院校国际化师资能力不足，在专业、语言、跨文化教学能力上存在短板；
2. 国际化视野不足：国际职业标准制定缺乏前瞻性，对行业动态跟踪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与国际岗位需求脱节。
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的实践经验，我国国际化产教融合需构建“标准共研、资源协同、能力适配”的三位一体体系，实现从“走出去”到“嵌进去”的升级。
以打破制度壁垒为核心，形成跨国合作的政策支撑体系：
推动区域标准互认：依托国际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等平台，联合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同研制覆盖重点产业领域的 “通用基础标准 + 区域特色要求” 认证体系，解决职业资格跨国互认难题。
完善激励与协调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海外产教合作；建立政府、行业、院校多方联动的跨国协调机制，帮助合作方对接东道国政策法规，降低合作风险。
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引入国际第三方机构，从人才培养质量、产业服务效能、本土化适配度等维度进行常态化评估，确保合作项目务实高效。
以需求对接为导向，提升教育资源的全球适配性：
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保留职业技能核心模块（如通用技术规范、安全标准），同时根据东道国产业特点、文化背景增设本土化内容，实现 “国际标准 + 区域特色” 的有机融合。
推动实践资源跨国流动：建立跨国实习实训网络，为学生提供覆盖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实践机会，培养其跨文化工作能力与全球视野。
以能力建设为支撑，增强国际化产教融合的韧性：
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通过海外研修、企业实践、国际交流等方式，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国际标准应用能力；引进具有国际视野的外籍专家，形成多元化教学团队。
培育本土化运营能力：加强对东道国本土师资的培训，输出教学资源开发与管理能力，推动合作项目从 “外部输入” 转向 “内生发展”，确保可持续性。
国际化产教融合的核心，是通过教育与产业的跨国协同，实现 “人才流动 — 产业升级 — 教育发展” 的良性循环。我国职业院校需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立足 “一带一路” 建设的本土优势，以标准共研破解互认壁垒，以资源协同提升服务效能，以能力建设增强适配水平，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产教融合生态，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全球化动能。
声明 | 本文由聚焦职教出海综合整理，部分内容参考自《世界教育信息》2025年第2期，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校长姜建明，内容贵在分享，如果在内容上存在争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