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承辉（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ID：HES2012）
汇率贬值、房价泡沫、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各种坏消息让人不免恐慌，但这并非第一次，98年危机后的情形可能比现在更糟：国企下岗、乡镇企业关门、银行事实破产，哪个行业都拿不出手，还要加入WTO和先进国家竞争，很多看不到希望的精英出国了。但开放国门之后的结果，恰恰和人们担心的相反。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的出路不在于国企和乡镇企业，现在的出路也不在于出口或者房地产，而是又一次制度接轨——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和配套的财税改革、注册制、房产税等结构性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能否真的落地？落地后又能带来哪些机会呢？
人民币稳定，是近20年最重要的制度引进，包括央行独立于财政、商业银行改制并上收信贷权。人民币虽然不断增发，但信用基础是外汇占款和资产抵押，而不像此前官员批的条子。因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全面通胀，避开了多数后进或者转型国家的动荡命运。货币体系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因为货币信用一旦毁了，社会多半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动荡之中。
98年危机后，又有三个重大的改革：允许部分土地流转，WTO出口通路敞开和特许海外制造业资本落地。随后制造业的出口高速增长，冲击全球；基于土地信用的信贷循环，又支撑了房地产、工业区、基建领域和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相关产业；两条主线拉动起数亿人口的就业和薪资增长以及消费需求，彼此拉动互补，也带动了其他经济部门。
而现在的问题是，出口部门就业和薪资的增长已经到顶，但公路高铁基建和三四线房产早已打满了提前量在等待着回款，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行业在等待着增量订单，稍一拖延，就纷纷进入过剩亏损、减薪下岗的状态…。结果就是更多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然后更多行业陷入困境。资金只能涌入金融夹层和房产泡沫食租，一边再次挤压消费，一边和监管层玩起了猫逗老鼠的游戏，左冲右突，谁都安稳不下来。
两条循环主干道的堵塞，难以通过小改小革解脱。在基建轨道上追加投资硬闯（09年4万亿），甚至再来一轮贬值拉动出口，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真正的症结，在于那些拖延了十几年的领域，这些领域一旦开放，多半会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低估汇率、低价出口、限制进口的方式，输出20万亿（3万亿美元）资本给富国使用，这不合常理。低汇率在初期融入时，可能有一些良性作用，比如加速外部投资进入、吸纳农村人口进入现代经济体等。但长期形成路径依赖就很有问题了。尤其是积累外储，不肯增加进口，导致美日欧等国低端产业萎缩的同时，高端产业也吃不饱，工薪收入十年不涨，购买力下降，中国的出口自然也无处增长。而且，咬牙割肉送过去的资金把利率拉低到零并没人感激，因为其他经济体中最看重的其实是增长机会，至于资金，把公司资产押给银行就能无限创造，赌完再偿还贷款即可。没有订单输出的循环、只单向输出资金，结果是封住了自己出口增速和外储收益，也让海外工薪阶层不满：就业和收入看不到希望，零利率下退休金也无以增值，忍无可忍的国民自然要投川普的票。
“轻关易道”，降低关税和各种进口管制，其实是自救救人的相对最佳选择。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实现，持有人民币也可以在中国国债、股票、房产土地和其他货币等资产之间自由切换，可以使用杠杆、掉期和对冲，无须顾忌审批、额度或者突然出个政策文件…那么还将释放10万亿级别的制度红利。
关心汇率的朋友需要留意，一种资产需要盖的章越多，资产本身就越不值钱，管制权力才值钱。未来如果管制权力退场，原本外资不准进的服务业、金融业、国债、A股、房产基金等都能进来了，那人民币的内在价值还会长期上涨。但已经换了外汇的同学届时也不必伤心，相比巨大的机会，那点汇率起落算不上什么损失。
中国目前其实是零国债、净国资状态，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大概是30万亿左右，而仅国企的净资产就已经超过40万亿。加上金融行业国企、可出售的矿权和已征土地，那么抵消国债后，净资产仍有数十万亿元甚至更多。
这种反向配置的财政结构，并不是经济安全和健康的表现，反而是问题和症结所在。从常识上看，这违背了“资产与债务适配”原则；从伦理上看，勒紧一代人、只积累资产、却不留对应债务给下一代，也说不过去；如果积累压力还导致生育减少，那将来实物资产过剩而人力资产不足的死局更是无解。从现实运行角度看，这种模式自身也必然走向循环中断和经济坍塌：过重的税费负担，导致企业缺乏积累和竞争力，就业和员工薪资不足；辛苦积攒的大量国资，只能面对已被榨成药渣的买家群体，也必然沦落到过剩亏损和员工下岗的境地；居间的银行则面临国企坏账的风险。
目前来看，财税方面的改革准备，已经有流转税统一（营改增），地方债试点，央地分权方案和物业税测试等。如果国债在五六年时间内能增长三四倍，并严格用于减税（特别是增值税和关税）、弥补社保亏空，用于央地分权、国资改革、房产税等复杂改革的补偿和缓冲，那必将成为经济再度腾飞、一代人财富起跑的又一声发令枪。
但如果不减税，而是继续扩充低效的公共工程和就业（日本），或者用于福利和收买选票（希腊、巴西），那么中国未来的地位大概只能是二流或者三流，企业家和投资者就需要提防通胀、企业负担和基建过剩等风险，青年们则报考公务员为好。
高效股权市场的制度性红利，其实远远高于国企解困，因为国企最缺的早就不是资金而是股权薪酬体系了。这些制度红利包括：
1）财富激励效应。不能入市流通的企业股份，就像不能入市流通的小产权房，只能收租分红；而自由上市则足以诞生数百万个大小富翁，成为消费、就业、税收和产业循环的重要补充——单指望着海外的富人买买买，却拦着自己的企业家致富消费，自然两头吃不饱。而且如果做企业更像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苦差，自然也难以和海外竞争。
2）资源配置优化。新兴行业或者新盈利机会出现时，股市可以让资金和人才更容易汇集、共同做强做大，而不是无奈之下各自组建企业辛苦搞点小钱，散乱、污染等症状顽固不化。
3）资本自由后的跨国双赢。例如，担心长期油价风险的保险和养老金，可以买入一国的核电股（油价上涨时获益）和另一国的汽车股（油价上涨时受损），彼此签个字就行，比起各自建设核电或汽车产业，能减少成百上千亿的低效浪费。而中国现在还自我隔绝于这个数十万亿美元的互惠体系之外。
A股的注册制和全流通目前看来稍微乐观，只是步伐太慢。其实增发并不会消灭资金——那些资金没有消失，而且如果股票分红更多的话，还能吸引更多外部资金涌入大盘，除了少量不创造价值的个股。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假如中国坚持七八十年代的分房制度不改革，那么现在的经济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同理推论，如果所有土地都能自由流通，不再是小刀子一块一块放出来，那又会是怎样的盛景？
看下美国：数千万套带有草坪的独立大宅，位于市郊、县镇周边，支撑起数万亿贷款的本息和当地的物业税，每年约四五百万套新房拉动内需，生育率又远高于日本和欧洲，所以就算国债再多、利率再低，全球投资者也没有更好选择，毕竟中国又不肯发债卖给他们。
中国如果允许土地自由流通，规划权限下放到县乡一级，那数字大概会是美国的2-3倍。
而且，按照秘鲁学者德索托的研究，如果房权地权能全面流通进入货币资本体系，那么现代经济就能很快整体覆盖；否则只能是少数城市发育成脆弱的现代经济孤岛，农民靠打工卖命或者聚集在贫民窟苟活，形成城市泡沫和农村衰败的二元割裂，经济和社会都无法长期安宁。
土地房产相关的改革风声，包括宅基地和农地的流通试点、物业税试点、取消农村户口等，只是这方面的观念阻力更大、难度也最高，因此最容易导致各种阻塞或者泡沫，难以事先预测。
人民币国际化、减税、注册制、土地自由，这些结构性改革既是中国经济能重获增长的必须之路，也是融入世界货币体系的重要步骤，作用超过融入WTO。顺利的话，1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大概能到1.5-2万美元。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白日做梦，但从历史上看其实很正常。三十多年前人们也无法相信，几十年吃不饱饭的难题，承包制能轻松解决，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十多年前加入WTO时人们也很难相信，中国的制造业没有被冲垮，倒是经济总量反而超过了日本。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确实像白日做梦，因为重大的改革通常总是在巨大压力下才会发生，路径和节奏还不一定能对。美国从尼克松到里根还拖延了10年，日本也曾把美国增债当作没落，各种自信干预，直到超级泡沫；至于其他大都数没能发生奇迹的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幸了。
20多年前南巡后中国转向，十几年前强行闯关WTO，中国已经有两次奇迹般的好运了。这一次呢？
注：本文源自于周承辉为《时运变迁》撰写的导读，经过较大幅度简化和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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