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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促进中外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寻找郑和船队后裔

2022-11-19

导读：郑和七下西洋，打开了门户，刺激了中国走向海外，尤其是通向近邻——东南亚的航行，促进了华侨对南洋的开发。正是在

郑和七下西洋，打开了门户，刺激了中国走向海外，尤其是通向近邻——东南亚的航行，促进了华侨对南洋的开发。正是在郑和的时代，爪哇、旧港等业已形成了稳固的华侨社会。郑和以后，我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仍置海禁而不顾，继续南渡而移居南洋及南东亚地区。今天活跃在这些地区的大部份华侨，可以説是这一时期移居去的中国人的子孙。在他们中间，郑和等人被神话，受到崇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郑和下西洋时代及前后，华人或私自或随人或犯禁而往南洋经商贸易或扎根于彼者是大量的。史书上谈到流寓渤泥国(今北加里曼丹及文莱一带)的中国人时，则谓“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又云: “凡唐人(指中国人)至其国，其甚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可见其与土著人相处得十分友善。事实上，在明中叶以后，随著郑和下西洋、海上贸易的发展，我东南沿海的人民移居该地者则更多了。正如《明史》卷325，《渤泥传》所载: “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馀人”。更有海商林道乾从台湾鸡笼山(今基隆)“扬帆直抵渤泥，攘其边地以居。号道乾港”说明明中叶以后，渤泥已成为华侨聚居地之一了。

事实上有不少华人是随郑和下西洋到达该地，留居于彼，而后发展成为华侨聚居地，甚至成为华人统治的地区。史载: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即郑和)齎玺书、綵币抚谕其王。……万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篆文。……言永乐朝所赐。”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亦有类似记载。云“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至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见该书文莱传)。

又《明史》卷323《麻叶瓮传》云: “永乐三年十月遣使玺书赐，招谕其国，迄不朝贡。……后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遂破……。其病卒百馀留养不归，后益繁衍，故其地多华人。”

在爪哇国(今属印度尼西亚)，永乐三年郑和出使该国。宣德七年入贡明朝。其国“人有三种，华人流寓者，服食鲜华”。即在当时就有不少华人居此，其实中国的商人早已来往不断。以后到万曆时，更是“中国商人往来不绝”，逐渐形成一个华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遣使贡方物。”可见在郑和时代也已经形成为一个华人居统治地位的地方。

就是华人寓居较早的三佛齐、满剌加等国(今属印度尼西亚)，虽然在洪武年间，华侨已经很盛，但在郑和下西洋的前后，仍有粤闽乃至内地的一批批华人，流寓于彼。少则数人，多则上千，其头目甚至“雄视一方”。永乐年间，朝廷屡次下诏或遣使诏谕海外逃民。如永乐五年(1407)，郑和自西洋还，就遣人招谕过旧港头目华人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还是(旧港)另一头目施进卿告于郑和，才将祖义擒获、伏诛。之后又正是郑和奏请明朝在此地设宣慰使司，委以施进卿为宣慰使。可见虽然明朝海禁很严，且三令五申诏谕所谓“逃民”，但终究禁不住已被打开的大门。人们仍络绎不绝地踏上南洋异国而成为华侨。郑和下西洋对于华侨开发南洋是大有促进的，华人不断移居该地区进行农垦营商，也是阻挡不住的，统治者所谓“海贼”、“逃民”，今天看来，衹不过是违犯“海禁”、反抗明朝的下层人民而已。

今天，在从东南亚各国留下的大量郑和遗蹟和传説来看: 在马来西亚其马六甲有山日三宝山或“中国山”，郑和等人第一次下西洋时，曾驻扎于此。相传永乐三年(1405)郑和在此山筑城。城在山峰之巅，城楼雉堞，皆中国式样”。山上有华侨坟墓、乃郑和随行人员或遗留华人死后葬于此。后来成为该处华侨公墓。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传説古时也有“三宝庙”。郑和等人访问该岛时，曾赠给“亚齐”王子一座大钟，该钟现存亚齐的万达拉惹博物馆附近。在爪哇有名城三宝珑，又名垄川，相传郑和最初在此登陆并开港。在附近狮子山上有三宝洞，华侨相传郑和归真于此。因此在洞内塑有他的像。以后华侨每年在郑和等人登陆的日子(农曆六月三十日)要举行盛大迎神巡会，抬著郑和像出游。又如明人张燮《东西洋考》载: “在爪哇之顺塔(今雅加达)有石椗。相传为郑和所遗”。而在何乔远的《名山藏》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在泰国，明时称暹罗，郑和及分倧船队，曾三次到此访问。也曾修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又修建了多处佛寺，也是“永乐间，郑和所建。”在曼谷也有“三宝禅寺”，乃华侨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而筑。

在文莱(即婆罗)、真腊(今柬埔寨)、古里国(今印度卡利卡特)等，都留有中国碑、三宝庙或三宝石刻，为人们代代纪念。

这些遗蹟和传説，一方面説明郑和等人七下西洋对南洋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进步起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部份人员遗留于彼，或因航路大开，中国东南沿海各族人民随之而至者必不少。他们同当地原有华人一道开发该地，成为华侨之先驱者，为南洋、东南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为华侨和当地人民代代奉若神明而顶礼谟拜。

以上讲了华人“走出去”，增加了南洋的民族成份，这是中外民族交流的一个方面: 而另一方面，还有“请进来”或自愿来华者，即通过朝贡贸易或民间贸易，南洋及东南亚等地各族人民也有寓居或扎根中国者。这在明初就有，据史书记载，有“拾班、古里国人，慕德来归，授为南京锦衣卫镇抚。”他来自印度西海岸一个伊斯兰国家。从名字上看，可能是一位伊斯兰教徒，因而在郑和下西洋时，被选为随员，于“宣德五年初出使西洋，宣德嘉其功劳，陛为副千户，赐姓名曰沙班。”就是一个例证。永乐六年(1408)，有明史上第一个海外国家国王，即渤泥国(今北加里曼丹北部的文莱苏丹国)国王麻剌惹加那，偕王妃、子女、亲属及陪臣共150馀人，前来中国访问。6月入都会见明王朱棣，受到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赐予。10月国王病逝，年仅28岁。明成祖朱棣，不胜悼惜，竟下令停朝三日，祭葬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并在墓前竖碑立祠，谥“恭顺王”，又拨“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三户为坟户，世代为之守墓。”因其国信奉“回教”，被视为中国回回之新成员，故俗称该坟为“马回回坟”(或有其后人遗留改“麻”为“马”者，此二字音近似故)。或当有遗留之成员，不见史载，存此假説，以待将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后，促成了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国酋长巴都葛巴塔剌、西国酋长麻哈剌托葛刺马丁，故峒国酋长之妻叭都葛巴拉卜率亲属及随从头目340馀人，于永乐十五年(1411)来华访问。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极隆重的接待，并分别封他们为东王、西王和峒王，“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随从头目三百馀人，也各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不等。在北京27天后，于8月27日启程回国。9月3日东王巴都葛巴答剌不幸病逝于德州(今山东德州市)。成祖闻讣，立遣礼部郎中陈士启等至德州赐祭，按王礼厚葬，谥“恭定”。第二年，朱棣又亲自为苏禄东王墓碑写了“碑文”，并“树碑墓道，以垂长久。”除王长子都马含回国继位外，命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王妃葛木宁及侍从十馀人，世代留居德州守墓；明朝政府赐祭田二顷三十八亩。又从历城县“拔回回夏乃马当、马丑斯、陈咬住三户，同原东王子安都鲁等“相兼守坟，优免杂烦差役”。该国乃信奉伊斯兰教，以回户供其役使，正是对其信仰和风俗的尊重，且东王后人“言语不通，与汉人相接，皆回民导之，子孙遂习回俗”，又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与周围“回民世为婚姻”主要与守坟户夏、马、陈通婚，日后生齿日繁，遂在坟墓周围发展成为一个以苏禄穆斯林后裔和中国回族融合的小村落，清史上称为“北回营”，这就是现在的该市北郊长庄乡北营村。这个中外融合而成的回民村，成为山东回族来源之一，为中国回族增加了新的血液。这就是郑和下西洋前后，对促成东南亚穆斯林民族和中国回族的交流和融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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