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评价。
今人皆知郑和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曾说：“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
其实，《明史》对郑和评价不高，仅留700余字小传，虽称“明初盛事”，不及家世，连何为“三保太监”亦无解。清代正史也极少提及郑和，直到清末民初，受西方史学影响，郑和才“热”起来。
与“郑和热”相伴，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刻板印象：下西洋“无利可图，劳民伤财”，属于“炫耀性的远航”，因财政负担太大，被罢是早晚的事。
其实，郑和下西洋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每次远航均获利甚丰。明成祖朱棣频繁派郑和下西洋，特别是前三次，几乎刚回来便出发，似有弥补财政亏空之意。只因明朝货币日渐疲软，到明孝宗时，才成亏损之举。
“郑和式贸易”有一个副产品，此前胡椒被视为药材，因“下西洋”带回大量胡椒，使它成了调味料。那么，郑和为什么要带回这么多胡椒呢？除了买胡椒，郑和还买了什么？据史料载，郑和曾一次带180名医生、医士下“西洋”，当时明军几千人才配一医生，郑和船队（一般认为是2.7万人）为何超标这么多？
“医药大交换”造福人类
从梁启超起，便有不少文人扼腕，以为郑和事业不断，中华文明或早已完成现代化。但历史不能假设，郑和的失败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法国学者麦里筱指出，哥伦布启航时，大脑里先验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来自古希腊理性传统。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和浑天说。
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周边都是水。浑天说则认为宇宙像鸡蛋，“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周围是空气和水。二说都认为大陆之外只有水和小岛，不知道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
如果觉得自己是中心，即使看到了别的岛屿，也会觉得它们是边缘的、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到达这些岛，最好沿着大陆线航行，而不是穿越海洋。这种农耕文化形成的错觉，辅以“自圆其说”的虚假逻辑，成了人类理性的枷锁，郑和本人尚未突破，何况后来者？
不过，与当时西方船员患热病的死亡率高达60%相比，郑和船队病死率低，体现了惊人的航海医学水准。一方面，郑和出航前，随船带300多种中药；另一方面，郑和船员普遍饮茶，茶能补充维生素C，还是优质消炎药，且能保证饮水卫生。
郑和对中医走出去也有突出贡献，据清代陈伦炯《南洋记》：“暹罗（今泰国）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此外，郑和还带回大量西洋药物，很多被记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可以说，“下西洋”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医药大交换”。
明朝初期，迅猛增加的商品产量为明王朝开拓消费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当时销路最广，获利最多的市场正是海上贸易
永乐三年，三保太监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带领百余艘朦艟大船，越海渡洋，正式开启大航海的壮举，史称“郑和下西洋”。这场大航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它不但标志着早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已具有了远洋航行的能力，更是在世界舞台上秀了把明朝的“软实力”，将大明王朝的声望远播海外。
大明王朝在聚光灯下享受着八方来朝的同时，郑和下西洋之举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明代车驾郎中刘大夏就曾质疑道：“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回来又有什么用？”随着时光的发酵，郑和下西洋赔钱的说法愈发深入人心。百年来，屡屡有人调侃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朱棣的一场面子工程罢了。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收益究竟如何呢？这场大航海真的是“赔钱赚吆喝”吗？
经济收益
明朝初期，手工业迎来了蓬勃发展，迅猛增加的商品产量为明王朝开拓消费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当时销路最广，获利最多的市场正是海上贸易。明王朝就这么在经济规律的裹挟下，将眼光投向了湛蓝色的海洋。
其实，类似“下西洋”的操作，明朝并不是第一家。比如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北宋王朝，也曾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下西洋”，大举派海船出访东南亚各国，且高调采购列国货物，鼓励各国商队来华贸易，然后就有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红红火火的景象。
而明初的外贸政策，其实也是宋代这种“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政策的延续。为了独享海外贸易的丰厚成果，明王朝还在民间实施了严格的海禁，独家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市场，以便获得高额利润。即使是厉行民间“片板不得下海”政策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海外贸易的主意。朱元璋在位时，就曾与琉球等国家展开过对外贸易。但由于倭寇猖獗，海面上乱成一锅粥，当时的贸易规模，也是十分有限。
到了永乐时代，大明国力空前强盛，打开海外贸易市场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就立刻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而废弛的市舶司，建立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臣，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明王朝打通了一条经济输血大动脉。
明王朝的丝绸、瓷器由此远销海外，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海外各国的香料、珠宝等商品也以“朝贡”的名义源源不断进口到中原，丰富了百姓们的生活。在这些贸易往来中，明朝政府作为唯一的销售商，利用商品差价赚得盆满钵满。比如郑和在苏门答蜡采购的胡椒价格仅为1两白银兑100斤胡椒，运回明朝后则以高达每斤胡椒兑10至20两白银的价格卖出。以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运回1000吨胡椒，就可以使政府获得2000万至4000万两的巨额利润。
而且，由于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货物，从来都是国际市场的硬通货，有船有货的郑和船队，当然也就牢牢捏住主动权。郑和船队用中国货物交换海外贵金属，也成了常见现象。甚至今天国内一些博物馆里，还收藏着郑和船队带回来的黄金纪念品，足以见证曾经的火热。
“正是郑和下西洋从海外赚回大量的金银，解决了中国自唐宋以来的贵金属紧缺的局面，从此银子方取代了劣金属和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放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般一本万利的生意，全靠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没有“赔钱赚吆喝”，反倒像摇钱树一样为明王朝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明朝中后期学者严从简，更一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室，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简直是国富民强。
更为难得的是，郑和下西洋还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站太仓，就成为郑和使团出发时招募水手及采办物质的大本营，等到郑和使团归泊后，太仓又成为迎接外宾及各种舶来品的中转站。
繁荣的海上贸易为太仓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太仓一跃升级为中国海外贸易的黄金口岸，以至于“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太仓“财赋甲于天下”，成为物阜民丰的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码头附近的工商市镇迅速发展起来，到了郑和下西洋半世纪后，即明朝弘治年间时，当地的浏河镇、鹤王市等地，都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数十里货群萃于市中”，场面十分热闹。
而且，下西洋所需的大量物资采购，更刺激了太仓当地工农业的发展：太仓不但成了江南的重要粮仓，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在火热贸易的带动下，出现了“遍地植棉”的火热场面。棉纺织业更成了太仓的品牌，独有的“太仓式搅车”享誉天下，夏布与棉布更成了太仓特产，畅销天下数百年。一个太仓尚且如此，放在明朝版图内，带动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国时高度封闭的明王朝，会在下西洋的几十年里，出现东南商业繁荣的新局面。拉动经济的“强心针”，正是郑和船队“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