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下西洋仅维持28年便嘎然而止，令后人唏嘘不已。
当前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是郑和伟业之再兴，通过对郑和下西洋之失进行深入探析，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言献策，诚为当务之急。
封建王朝的农业经济基础决定了郑和下西洋只能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仅完成7次出访后，下西洋活动便被明朝廷彻底废止，此后的整个封建时代，中国都再未出现大规模的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在海外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绩，也被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活动所抹杀。揆诸历史则不难发现，“只有商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才能支撑和推动海上力量的发展”，近代海洋意识只能在以海外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才能出现。而明朝时期中国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农业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体，郑和下西洋的举动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早熟”特点及渴求世界大同的理想，然而从根本上而言却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相符。“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一种严重缺乏内在动力且劳民伤财的对外关系模式，必然只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郑和下西洋所推动的是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并未形成中外经贸交往的长效机制
明成祖发起的郑和下西洋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起由明王朝主导的东方朝贡体系，政治安全是其核心考虑，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文化等各方交流都必须服务于政治。正如明成祖自己所言，西洋诸番“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朝贡贸易即是用官方手段满足外藩的经济利益需求，以达到招徕贡使、羁縻远人的功效。尽管明王朝从朝贡活动中亦得到了不少奢侈品，但“厚往薄来”的原则决定了海外诸番才是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方。一种缺少互利共赢考量的国际交流活动，必然是难以行之长久的。一旦王朝的政治安全得以稳固，朝贡贸易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就马上成为不必要的负担，“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朕不欲也” 。明朝廷随即采取了限制朝贡次数、推行商舶贸易等手段以平衡政府收支，然而规模和功效都极为有限。巨大的国际贸易份额逐渐被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篡取，终明一朝都未形成中外经贸交往的长效机制。
郑和下西洋与“海禁”政策共同作用，严重制约了民间对外交流，并对海外华人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构建朝贡体系的主要手段，那么“海禁”政策便是其最重要的配套措施。郑和下西洋为海外诸番开启了朝贡贸易的大门，“海禁”则阻断了他们另寻商机的通路，二者结合后成功造就了“万国来朝”的盛大局面。然而这却极大地冲击了中外民间商贸往来，大量东南沿海商民只得以身犯禁，或参与武装走私，或冒充贡船参与“朝贡贸易”，并且屡禁不止。这也是促成明朝中期大规模“倭乱”的一大动因。郑和下西洋从本质上就排除民间力量的参与，从而严重制约了民间对外交流。
郑和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还担负着招抚海外华人、打击海外华商武装集团的使命。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居民便成批移居东南亚并形成了相当规模。明朝廷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担心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反明的策源地，于是便趁着郑和下西洋之机对海外华人大力招抚、促其回国。这种违背华人意愿的政策自然遭到了海外华人一定程度上的抵制，三佛齐华人领袖陈祖义便是以“不恭”的罪名被郑和擒斩。而受“海禁”的影响，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主业的海外华人亦蒙受了巨大损失，并导致其商业活动“到明代后期中国海上私商贸易复苏之后，也只能局限在马六甲以东，无力在印度洋与东来的西洋人竞争” 。
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中国失去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的机会
郑和下西洋兴起于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国力强盛、政权稳定、渴望对外展现实力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能取得一时的丰硕成果。而一旦事关国家存亡的陆地上出现危机，那么国家政权关注的重点则会一边倒地转移。作为传统陆权国家，北方边患一直是统治者优先考虑的重点；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的决心展现了国家战略重心所在。而在社会经济方面，强大的地主经济模式一直有力地遏制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使“内向型经济”难以向“外向型经济”转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旦海洋事业的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肌体内部带来积极活跃的经济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正在加强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冲击，封建统治者只有采取“禁海”，限制和扼杀经略海洋产生的积极因素”。在社会思潮方面，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开辟的“太平盛世”，极大地助长了明朝封建士大夫的虚骄心理，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的主流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社会进步与对外开放。总之，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失去了向海权国家转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