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西洋途中，郑和等人为了增进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从传统的对外政策即“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见费信《星槎胜览》序)出发，尊重各国人民的风俗，特别是宗教信仰。当时主要有两大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郑和等人正是利用其穆斯林和“佛门弟子”之双重身份，忠实执行明朝的对外方针，对所经各国，如伊斯兰国家南渤泥、亚齐、古里山、法祖儿、天方、阿丹、忽鲁谟斯等国，佛教国家占城、暹罗、锡兰山等国的宗教信仰，一律给予尊重和崇扬。
1)传播和崇扬伊斯兰教
郑和等人为了发展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政治、经济关係以便建立稳固的基地，实现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远航，在东南亚各国除尊重少数的地区的佛教信仰外，针对多数国家还处在崇拜偶像，即“尚怪”(如彭亨国，今属马来西亚之一州)或“崇信鬼教”(如爪哇等)的原始落后状态，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一方面在原佔人口少数的伊斯兰教地区，使之扩大和巩固，促成穆斯林的华侨社会的形成和稳定；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原始信仰地区，革除陈规陋俗，广泛地传播伊斯兰教，以建立华人回教(伊斯兰教)社区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散。
在爪哇，据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学者的研究，最早在十三世纪才开始有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这是由东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为贸易之需，自发传播的。而广泛的传播，却是在郑和下西洋时代。据印度尼西亚学者芒雅拉查·翁昂·巴林相岸的《端古劳》一书所説: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回教社区，接著在1407年在安哥、安卓尔(位于雅加达至丹绒不禄之间)、室里汶、杜板、锦石(即革儿昔)、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了。
另一位著名语言历史学家斯拉然穆里亚纳、在其《印度——爪哇王朝的覆灭和努山打拉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起》一书中也写道: “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山巴斯(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社区，他们按照哈纳菲教派(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中国伊斯兰教也属此派——笔者按)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正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中所记“众岛(指南洋群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教主(即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以上説明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将中国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哈里菲教法学派在爪哇进行传播，劝土民族弃“鬼教”；在其影响下，在1407年在旧港产生了“华人伊斯兰社区”并通过华人向四周扩散。正是这样，还使一些地方由佛教改宗了伊斯兰教。据印度尼西亚华侨王觉先先生在1928年《南洋研究》卷2第2期上説: “南洋荷属西里伯岛(又名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望加锡北部日外城。明时郑和巡游至此，该地册封其酋长为王，其俗奉佛教。后宗回教(即伊斯兰教)”。这当然与明朝政府在旧港立宣慰使司，并由郑和提拔华人施进卿任宣慰使，从政治上施加影响密切相关的，而且正是以旧港为基地作为示范，逐步推广。先后在山巴斯(西加里曼丹)、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类似“社区”。也正是借助伊斯兰教的传播，“政教合一”的“华裔穆斯林社区”的建立，控制和稳定了南洋及东南亚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之政局，以便更好地实现走向广阔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而无后顾之忧。郑和下西洋，正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了南洋东南亚华人和土著居民的团结，促进了其文明程度的提高。
2)出访天方等国，崇扬伊斯兰教，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伊斯兰教各国人民的友谊。
郑和等人在下西洋途中，对东南亚一些伊斯兰国家，如满剌加、亚鲁、南渤泥等国宗教十分尊重外，他的主要目标是通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以在永乐三年(1405年)第一次出便西洋就到达了古里国(今西印度的卡利卡特)，这个从“国王及大小头目及国人大半皆奉回回教门”的国度，进行友好访问，极力崇扬其故有伊斯兰文化，并于永乐五年(1407)在此建立碑庭，立石题词曰: “其国去中国十万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宣德六年(1430年)郑和以62岁的高龄老人，首先安排了后事: 重修了南京淨觉清真寺，留下了“世代守之”的遗训，最后一次下西洋，再次访问了古里，或许身体不适，停了下来，不能亲往天方国，实现其踏著祖先的足蹟，去履行最神圣的朝觐功课(我想他是抱恨终身的)，衹好派遣回族穆斯林马欢等七人随古里船队前往天方国。马欢等人，带著穆罕默德的“穆斯林皆兄弟”圣训，为中国和阿拉伯穆伊斯林世界的友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3)对各国佛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促进中外佛教文化的文流。
郑和等人在下西洋途中，所到佛教国家，如占城、暹罗、锡兰山等国，对其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尊重的，而且修建了不少中国式的佛寺和佛塔。明朝人张燮在其《东西洋考》一书中就记载了郑和等人在暹罗建佛寺，写道: “永乐间郑和所建，寺甚宏丽，佛高与屋齐。”藉以传播中国佛教文化。
因此，郑和受到了所到佛教国家极为隆重的接待。郑和等人正是利用其“佛门弟子”的另一重身份，“以崇皇图之治”使中国佛教文化更广泛地传播，以“宣敷教化”。这就是清代诗人黄遵宪所説的: “每以佛光明，表钦帝咸德。”(《人境庐诗草》卷六<锡阑卧佛寺>)。
在这些佛事活动中，最为重大的是对锡兰山国的“佈施金银器”这一事件。因为在佛教盛行的南亚地区，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曾是佛教中心。佛教在此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对该地区影响很大。为此，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人第二次出使西洋到达锡兰山国时，为了加深与当地人民的感情，增进相互瞭解，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敬，特别对其佛寺进行了佈施，并立碑勒文以垂永久，乃曰: “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紵丝宝幡、香炉、花瓶、表裡、灯烛等物，佈施佛寺，以充供养。”: “为世尊鉴之。总计佈施鍚兰山立佛立寺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此碑説明，郑和等人崇扬佛教，不仅对信奉其教的各国人民“宣敷教化”求得和平和友好的交往，以促进中国和亚非各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为用；而且该碑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刻的，似乎是儒、佛、伊(斯兰)三种宗教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和平共处的象徵。郑和之用心良苦，也就在这裡。此碑至今仍作为中、斯两国友好关係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而保存在锡兰博物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