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推出了郑和下西洋，非但没有使中国的海上事业得到发展，反而使它走向了停滞直至停航，再度锁国。
很多人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国家经营的事业，郑和下西洋花费过多，官方经营成本太高，中国换取的西洋物品太廉价，从经济规律上来说无法持久。
当时，民间也在经营海上贸易，但风险很大，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遭到官府的打压，把他们当作海寇、海贼，这样民间资本从事海上贸易，最后势必要萎缩和凋谢，把海上贸易的主动权让给外国商人。
这是由中国制定的朝贡制度所决定的。
人们现在经常拿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行比较，这样能看出中国的差距和不足。
一个代表着旧时代隆重的盛宴，一个奏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序曲。
那些有大国情结的人，往往注意到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体、海员人数超过了哥伦布多少倍，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人、不是物，而是制度。
在决定两支船队命运的所有条件当中，最关键的其实是财产占有和分配的方式。
具体来说，就是船队和皇室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对私人下海，采取的是鼓励机制，并且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参与到海上探险，双方得利后按股分红，亏损也共同承担。
因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开始是为了盈利的商业之旅，其次才是获取殖民地的政治之旅。
而郑和的船队则只能属于明朝皇帝，所有费用均由皇朝承担。
郑和也只是在忠实地执行明成祖的外交意愿，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海上远征。
因此，郑和下西洋不会像哥伦布那样斤斤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一开始就是不求经济回报的政治之旅，而政治的尽头才是军事，威慑战略就隐藏在政治和军事需要之中。
第二，从政治上来说，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周边都是蛮夷之邦，因此确立了双方交往的朝贡制度。
大明王朝已经在西洋诸国中确立了无可动摇的强国地位，永乐时期，安南在军事上被击败被征服，那些试图去中国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遏制。
但后来安南不断地反抗，明宣宗只好从明成祖的激进政策中转身，回到了洪武时期所遵循的规则。
那种所谓夹击中国的言论，或者郑和下西洋是寻求战略盟友的观点，在永乐后期早已不复存在。
在北方，帖木儿在永乐四年（1406)去世，在明成祖亲征漠北的打击下，蒙元政权土崩瓦解。
在中亚地区，已经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够威胁中国，位于现在中亚地区的阿鲁台也遣使入贡。
在东方，永乐时期的中日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大名鼎鼎的足利义满将军上表及贡物，主动参加到对华朝贡。
倭寇问题虽仍有些麻烦，总的趋势却是走向缓和。
在郑和下西洋问题上，中外学者的观点差异明显。
宣德八年（1433)，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海上远征。
明宣宗推动郑和下西洋，虽然也是遵循朝贡外交，但已经没有了威慑诸番的心态，没有了炫耀武力、示中国富强的必要。
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从安南撤出，影响力大为减弱，他只是感到祖父明成祖在位时，君临万邦，声势浩大，等到自己在位却宫廷寂寥，是这点酸溜溜的心态推动了郑和最后一次航海。
最后，随着郑和病逝于途中，对外远征也宣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