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以前，海上交通及航海科技均不甚发达，印度洋及亚太地区各沿海民族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意识不强，这些都共同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15世纪初，作为东方世界文明中心的明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的繁荣景象。明成祖朱棣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建立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南亚朝贡体系的角度出发，于1405年派遣郑和船队出使西洋，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每次出访都有海船数百、人员上万，规模空前且装备精良。而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郑和船队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无敌舰队”，其远渡重洋的任务不是去开疆拓土、攻城略地，而是秉承“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可以说，“郑和下西洋以其船队的庞大严整、航线的悬远广袤和航海技术的先进，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成就，则可以系统地概括为四方面。
1. 构筑朝贡体系，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
恩威并重构筑朝贡体系，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形成了有利于中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朝开国之初，东南亚各国对元朝穷兵黩武、远征爪哇的遗惧未消，多对新兴的明王朝持疑虑、观望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出于对内外形势的整体考量，采取了较为内敛的外交政策。到明成祖时，国力日强、边患渐靖，对外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以宣谕各国来朝。郑和下西洋便是明成祖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明成祖一方面通过“厚往薄来”、封官授爵等手段怀柔各藩国，另一方面则通过郑和船队的强大战力震慑怀有扩张野心的安南、暹罗等国，从而维护了满剌加、占城的独立地位。通过恩威并重的手段，明王朝逐渐主导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形成了有利于中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尽管郑和下西洋存在有一些武力威慑的因素，朝贡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类还创造不出比华夷秩序更高层次的国际关系格局” 。郑和下西洋的恩威并施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征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对东南亚地区和平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2.拓展了印度洋航路，从客观上激发了华人移民海外
拓展了中国印度洋航路，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便已有了较为频繁的海上交往。但囿于航海科技的落后及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海上交通时断时续，且基本保持在区域化的水准。各海域船舶分段承运、定点转口是海运主流模式，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中国印度洋海上大通道。郑和下西洋在运用已有航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与阿拉伯海商进行技术交流、勇敢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印度洋航路，使下西洋的海上航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郑和所开辟的海上航路正是后来的大航海时代西方航海者“发现”东方的路径，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
郑和下西洋还从客观上激发了华人移民海外、探寻生机。“永乐初西洋之役，虽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夷人来贡，亦知我海道，奸阑出入，华夷相纠，以故盗寇复起。” [4]透过这段带着浓厚统治者口吻的叙述，不难看出，郑和下西洋客观上为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开辟了广阔的对外发展空间。与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不同，华人移民既是和平的开拓者，也是生产者与文化传播者，他们的到来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3.在注重文化包容的前提下传播了中国文化，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影响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强大的向周边地区辐射的能力。受儒家华夷观及天下观的影响，郑和船队拥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文明使命感，这使其在下西洋过程中担负着文明传播者的使命。客观而言，15世纪的东南亚、东非各国与明王朝在文化梯次上存在着较大落差，许多国家、地区还停留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末期，因而对中华文明存在着急切的吸纳需求。《明成祖实录》载西洋各国“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回国”，明成祖都欣然颁赏之。郑和所到之处均“颁中华正朔，宣敷教化”，东南亚地区一时间“愿比内郡依华风”，对中华文明的倾慕之情可见一斑。
郑和船队在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尤其注重文化包容，西洋的伊斯兰教、佛教文化均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并在明王朝的推动下有了较大发展。如郑和船队在锡兰弘扬佛法、布施佛寺，在爪哇、马来半岛兴建清真寺院等，都是其倡导文化包容的表现。郑和下西洋从总体上推动了亚非地区的文明进程，扩大了中华文明的海外影响。
4.海陆并进，开创了中国倚陆向海对外发展的先河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不难发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作为传统陆权国家向海上发展的重要举措。学界一般注重对郑和下西洋活动本身的研究，却忽视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还存在着海陆并进的举措。明成祖讨平安南的行动可看作是由陆上发起的对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策应，这便使郑和下西洋具有了较明显的海陆并进的特点。
明朝初年，安南国内篡夺不断，对外则屡屡侵略占城等邻国，并蒙哄明朝廷、挑起边界纠纷。明成祖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及中南半岛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毅然发兵讨平安南。讨平安南的举措一方面使中国直接与下西洋的中继站占城接壤，极大地便利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另一方面则稳定了中南半岛局势，震慑了东南亚具有扩张图谋的国家，从而“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 。在远海方面，郑和船队则将满剌加作为主要的海外基地，并据此向周边地区发展。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向海洋发展的重要举措，与明王朝的陆上战略共同开创了中国倚陆向海对外发展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