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崩溃后，地缘国际关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明代中国是东亚大国，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理应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明代中国作为崛起的海洋大国，如何应对蒙元帝国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印度洋世界？如何理解明代中国航海外交建立的新国际秩序的影响？通过考察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初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可以为明代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
明初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蒙元帝国的新的国际秩序，郑和七下印度洋，是明帝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新的国际秩序理念的延续。明初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与此前蒙元帝国、此后西方海外扩张殖民帝国迥然不同的特征，不应简单以传统朝贡制度或体系笼统归纳和理解。可以说，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明代中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理念的过程。
郑和远航印度洋，宣告彻底改变了蒙元帝国对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代之以和平外交模式，使得明朝中国对外交往盛况空前。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笔下，所有使团到达之处，无论大小，皆称之为“国”，这无疑是明代中国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带来区域国家前所未有的彰显。马欢《瀛涯胜览》记述，每到一国，郑和使团首先是开读诏书，在与各国政治上邦交关系确定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正常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对印度洋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蒙元帝国在政治上结束了，然而在贸易上的影响留了下来。明初一反元朝四处征伐的做法，郑和外交使团也是中国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满载中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及其他诸多特产的船队。七次远航至印度洋，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促使古代丝绸之路商贸往来达于鼎盛。
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
现存斯里兰卡的郑和碑（即“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郑和向佛祖释迦牟尼、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贡献布施的史实，就是明朝人对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最好例证。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的所谓“万国来朝”盛况，是下西洋将中华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在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秩序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