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1]张军,闫雪凌,余沭乐,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关系：基于司法诉讼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3,39(12):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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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一代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逐渐嵌入传统生产环节，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技术升级也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对劳动者就业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引发企业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剧烈摩擦。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构成了“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协调推进产业智能化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枢纽。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全面部署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工作，实现“劳动权益保障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这既是保障民生、稳定社会的关键支柱，也是企业经营平稳运行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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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说
H1：在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集中于中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背景下，节约成本仍是企业的主要动机，劳动关系所受影响总体上呈现为负面冲击，劳动争议案件因此显著增加。
H2：基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技术适配度更高的企业，其负向影响会减弱、消失，甚至转为正向效应。
H3：工资水平下降是企业在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后劳动关系恶化的主要影响渠道，但岗位的减少未必会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增加。
H4：福利待遇的降低是企业在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后劳动关系恶化的重要影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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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策略和回归分析
1.数据与模型
我们使用相应的数据构建指标并建立实证模型，其中有关劳动关系和谐程度和工业机器人使用指标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1）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衡量指标：法院层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2）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衡量指标：企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其中，IRPCHjt表示中国行业层面机器人渗透率，通过将中国j行业在t年的机器人存量（RICHjt）除以中国j行业2010年（基期）的就业人数（）得到。另外，PRijp=2010/TPRt=2010表示p省属于j行业的上市公司i在2010年（基期）生产部门员工占比与全行业所有上市公司2010年生产部门员工占比中位数的比值。
（3）实证模型设定和相关统计性描述
为检验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影响，本文设定以下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式（2）中的被解释变量Disputeijpt表示p省j行业的上市公司i在t年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并将劳动争议案件划分为4类进行详细讨论，分别是：与劳动关系确认有关的案件、与岗位变化相关的案件、与薪资待遇相关的案件、其他案件。核心解释变量Robotijpt表示p省j行业的上市公司i在t年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1。
2.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1）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
表2展示了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关系和谐程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了企业和地区层面以及个体、时间、行业的固定效应之后，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对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上市公司应用更多的工业机器人后，会导致更多法院系统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第一个假说得到验证。第（3）列~（6）列是对案件进行分类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负面影响更多体现在与工作岗位变动和工资报酬等相关的两类案件中。
（2）对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持续影响
我们进一步考察其长期效应，具体做法是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机器人渗透率的前置期指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5）列所示，机器人渗透率至少存在3期的持续影响，第（6）列则是引入所有前置期考察累计效应，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依然呈现出显著的前置期负面影响。
3.异质性分析
（1）企业特征异质性
我们将上市公司划分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两个样本进行对比，表4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原有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的负面影响显著降低。进一步地，我们以单个企业所有样本年份的市场规模均值划分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从第（3）列的结果中发现，在市场规模较大的企业样本中，原有的负面影响系数远小于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组的回归系数，且影响显著性进一步消失。
（2）员工结构异质性
我们以单个企业所有样本年份的生产人员占比和技术人员占比均值进行中位数划分，对分样本进行回归，进一步讨论不同员工结构的企业受到的异质性影响。表5的结果显示，在生产人员占比少的企业中，工业机器人渗透率越高，劳动争议案件越少，呈现出更为和谐的劳动关系，而在技术人员多的企业中，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消失。
两个异质性检验验证了假说H2，也为政府如何有序且精准扶持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了微观依据。
4.稳健性检验
在本部分，我们从回归方法、扩充样本和更换指标这3个方面重新考察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5.内生性问题
本文则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取美国、美日德韩四国、欧洲九国3种不同的竞争者同行业同时期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构造的中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作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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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分析
1.显性影响机制
表10的（1）~（4）列考察了就业岗位的调节效应。首先，工业机器人应用总体上对就业岗位有替代影响。在分样本和交互项回归的结果中显示，岗位数量增多的企业。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H3，也带来了相应的担忧，即企业有可能为了避免潜在的纠纷，在人力和机器中更倾向于选择减少岗位，进而引发短期内更严重的就业问题，引致数量上较少、性质或许更为严重的劳资矛盾。
第（5）~（8）列有关工资水平变动的回归结果则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行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一步划分工资增加和降低的样本后发现，机器人渗透率在工资水平有所上升的样本中，其负面影响远远低于工资水平降低的样本，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说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而有所减弱，从侧面反映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机器人应用而引致的劳资矛盾。
2.隐性影响机制
本文选取工会费用和福利费用两个变量作为隐性影响的指标去考察这一可能的影响机制。表11第（1）、（5）列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机器人渗透率对工会费用和福利费用均存在负向影响，且系数远大于表10的回归结果。然而，这种减少相对于直接的失业和降薪而言更不易被劳动者所察觉，划分样本后的结果显示，工会、福利费用存在减少的企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关系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另外，交互项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同样佐证了以上结论。由此，假说H4也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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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虽然在整体上导致劳动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恶化，但这种影响因技术进步偏向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的企业和劳动者群体中，劳动关系受到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消失甚至出现反转。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给劳动者带来的失业风险，企业下调工资水平和减少隐性福利是导致劳动关系恶化的主要渠道。
2.政策建议
第一，在产业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主动、全面、综合考虑劳动者所受到的多重影响，精准评估人机适配程度，出台更加体系化的就业促进和帮扶政策措施，针对易受冲击群体提前做好兜底保障和风险防范工作，如加大技术性失业的补偿力度，充分调动工会在疏导劳资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平滑用工政策的调整步伐，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再就业的指导等手段，人性化地处理潜在的劳动纠纷因素，在更为和谐的环境中稳步推动技术应用。
第二，在司法层面，要充分构建及时高效的劳动争议解决流程，充分发挥调解和仲裁这两个前置功能，为劳动者和企业双方提供快速、平和、有效解决劳动争议的渠道，避免劳资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设立和完善因技术性原因而导致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为新时代技术升级提供配套的司法支持体系，弥补法律法规更新可能出现的滞后性问题。
第三，企业应当正确认识新技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劳动者所产生的影响，既要承认机器在短期内带来的替代效应，也要充分利用好机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长远积极影响，通过及时调整用工政策使机器和劳动力处于适配状态，更人性化地保障劳动者的综合福利水平，让劳动者的工作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在和谐的劳动关系中更好地应用新技术，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