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传统企业的跨界数字创新是推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实现数字与实体深度融合的重要微观基础，而数字经济政策则是引导和激励传统企业进行跨界数字创新的关键因素。为了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构建了两个数字经济政策的工具变量。
具体数据参考陶锋 等（2025）的做法，首先，基于份额转移法的基本原理构建工具变量，以全国科技支出体现工具变量的时变性，使用1984年各省份的邮局总数与滞后一期全国科技支出的乘积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
其次，考虑到中国产业政策“中央先行、地方跟进”的自上而下执行逻辑，以及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教育背景对其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的影响，作者将中央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与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教育背景相结合，构建第二个工具变量。根据数据特征，具体测算方法为，工具变量=ln（中央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1）×ln（省长受教育年限+1）×ln(省长学科专业)。具体地，“中央政府数字经济关注度”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关键词数量，以衡量中央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程度；“省长受教育年限”为省长受正式教育的年数，以衡量受教育水平；“省长学科专业”变量表征省长的理工科或文科背景，当省长学科专业为理工科时赋值2，当省长学科专业为文科时赋值1。
在数据筛选过程中，我们对数据完整性进行了严格把控。囿于数据可得性，此数据未纳入香港、澳门和台湾。以0值填补少量数据，1984年邮局数量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来自国史网，数字经济关键词参照金灿阳 等（2022),省长受教育年限与学科专业信息源于网络公开资料。
数据来源
由数据皮皮侠团队人工整理，全部内容真实有效。
中国省级数据
2008-2023
数据指标
（1）政策激励效应研究：聚焦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跨界数字创新的直接驱动作用
陶锋等（2025）基于地方政府政策文本与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匹配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推动了传统企业的跨界数字创新，但创新质量提升效果有限且呈现短期化特征。研究表明，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等直接政策工具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发跨界行为，但也可能诱发策略性创新与政策套利风险。此类研究进一步指出，政策对数字技术融合型专利的促进作用弱于纯数字技术专利，凸显政策设计与技术适配性的重要性。
（2）政策溢出效应研究：解析数字企业技术扩散对传统行业的间接带动机制
陶锋等（2025）通过专利引用网络与知识溢出模型，验证数字经济政策可通过促进数字企业的技术创新，间接推动传统行业的跨界数字创新。其研究表明，数字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关联度高的区域更为显著，但传统企业的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导致溢出效果分化。此类研究强调政策需兼顾数字产业赋能与传统产业转型的协同性，避免“技术孤岛”效应。
（3）政策工具异质性研究：量化不同政策手段的实施效果与适配条件
现有研究从政策工具分类视角探讨其作用差异。陶锋等（2025）发现，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效果优于大型企业，而政府补贴更易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研究建议通过“精准施策+动态评估”优化政策组合，例如针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强化研发补贴，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侧重税收减免。此外，政策工具的区域异质性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更需注重创新质量规制，而欠发达地区应优先扩大政策覆盖面以激发创新动能。
参考文献
[1]陶锋,翟少轩,王峤.数字经济政策与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5,(02):118-136.
[2]金灿阳,徐蔼婷,邱可阳.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关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37(06):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