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迷信数据！超有意思！发表顶刊JCF！

迷信是与既定自然法则相悖或非理性的信念。这类信念通常与运气相关，具有文化特殊性，并通过代际传承延续。在许多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中，阴阳历对个人信仰具有显著影响。根据中国占星术，基于农历12年周期，每个人对应12种生肖动物之一。与个人生肖动物对应的年份通常被称为本命年。传统上，本命年被视为一个脆弱期【犯太岁】，人们普遍相信在此期间容易遭遇厄运。为缓解这些负面影响，人们常通过佩戴红色服饰、参加特殊仪式、进行慈善捐赠等活动来祈福。此类善举被认为能积累“善缘”或产生正能量，以抵消本命年带来的晦气。尽管中国社会已高度现代化，但本命年迷信仍广泛存在，甚至影响具有现代观念的群体。坊间传闻显示，中国知名企业家在本命年期间往往会进行大额慈善捐赠。

具体数据参考Xianjun et al.（2025）的做法，首先，将董事长的出生日期转换为农历生肖年份（出生农历年份），如果出生农历年份与在职年份生肖匹配时，即出生农历年份加上12的倍数等于在职年份，则虚拟变量 高管迷信（ZODIAC）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在数据筛选过程中，我们对数据完整性进行了严格把控。董事长出生日期数据来自PPData上市公司董事会信息数据库。我们最终保留了2008年至2025年期间的共计6.7万份有效样本。

已有研究

一、高管迷信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

高管迷信对企业慈善行为的驱动机制是近年研究的重要方向。Cai等（202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董事长在本命年期间会显著增加企业慈善捐赠，且该现象在学历较低、缺乏海外经验的高管群体中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此类捐赠具有短期性特征，无法转化为长期慈善承诺或绩效提升，本质上是高管为缓解本命年文化禁忌带来的认知失调而采取的代理行为。该结论通过熵平衡法控制内生性后仍稳健，揭示了非理性决策与企业自由裁量支出之间的深层关联。

二、高管迷信对投资决策的作用路径

迷信对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机制在投资领域得到验证。曾汇翔与张鑫鑫（2023）发现，本命年高管的投资策略趋向保守，表现为抑制低效投资并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尤其在年龄较大或权力集中的董事长群体中更为显著。其研究进一步指出，生肖年禁忌通过心理压力传导至决策行为，形成周期性风险规避效应，但该效应在副职高管中不显著，表明职位权力对迷信的调节作用。类似地，A股市场股价尾数“8多4少”的异象也印证了数字迷信对资本配置的隐性影响。

三、迷信在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嵌入性

风水、占卜等传统信仰对战略决策的塑造呈现文化情境依赖性。Tsang（2004）构建“理性-迷信互补”框架，指出企业家通过宗教仪式缓解决策焦虑的现象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如澳门赌场开业前的道教法事、日本企业的“初诣”传统等。案例研究表明，此类行为虽不替代理性分析，但可通过增强团队信心、营造文化认同间接提升决策效能。台湾学者郭台铭的访谈进一步揭示，高管常将风水视为“传统智慧”而非纯粹迷信，体现工具理性与文化惯习的复杂交织。

四、高管迷信的心理动机研究

个体认知偏差与组织环境交互作用构成迷信行为的心理基础。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被应用于解释高管捐赠行为，研究发现面临本命年压力的管理者通过慈善活动实现“商业自我”与“文化自我”的调和。压力-迷信关联模型则表明，当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时，高管更倾向于依赖玄学获取控制感，这种现象在业绩承压或治理薄弱的企业中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高管的财富地位与其迷信程度呈正相关，暗示资源控制权放大了非理性决策倾向。

五、理论建构与概念辨析

迷信的概念界定存在多维争议。杨庆堃（2013）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主张将中国民间信仰纳入“制度性宗教”范畴而非简单归为迷信。对比研究显示，国内学界多采用“超自然信念”的操作化定义，而西方文献则侧重行为强化机制，如斯金纳将迷信界定为偶然强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最新研究提出“压力-控制感-迷信行为”的三阶模型，强调组织环境对个体非理性行为的触发作用，为量化研究提供新框架。

变量设计：以高管生肖年作为迷信代理变量（自变量），匹配企业ESG评级数据（因变量），引入绿色专利数量（中介变量）与数字化转型指数（调节变量），探究迷信行为如何通过绿色创新路径影响ESG战略。

2. 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迷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非线性调节效应

变量设计：基于年报文本挖掘构建数字化转型深度指标（调节变量），分析高管迷信程度（如风水支出占比）与绿色专利数量（因变量）的关系，检验数字技术是否削弱迷信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

3. 绿色金融政策背景下高管迷信与碳减排效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检验

变量设计：以地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调节变量），匹配企业碳排放强度（因变量）与高管迷信行为（如捐赠寺庙频率），揭示政策如何修正迷信高管的环境决策偏好。

4. 供应链韧性视角下高管迷信的危机应对效应：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变量设计：构建供应链中断事件冲击（自变量），检验迷信高管（如择吉日决策）对供应链恢复速度（因变量）的影响，引入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系统覆盖率（调节变量）分析技术赋能作用。

5. 高管迷信与绿色投资者进入：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因果识别

变量设计：以企业注册地宗教场所密度作为工具变量，匹配ESG基金持股比例（因变量），探究迷信文化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影响绿色资本配置。

6. 数字迷信对绿色债券发行溢价的影响：基于招股书文本的NLP分析

变量设计：提取招股书中"6/8/9"等吉利数字出现频次（自变量），匹配绿色债券发行利差（因变量），引入媒体关注度（调节变量）分析市场情绪传导机制。

7. 高管环保背景与迷信行为的交互效应：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差异化影响

变量设计：划分高管环保专业背景（调节变量），检验迷信行为（如风水布局支出）与碳足迹强度（因变量）的关系，揭示专业认知对非理性决策的纠偏作用。

8. ESG评级机构关注度下高管迷信与供应链风险：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变量设计：以ESG评级机构调研频次（门槛变量），分析迷信高管（自变量）对供应链集中度（因变量）的影响，探讨外部监督的治理效应。

9. 高管团队迷信异质性与数字化转型速度：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变量设计：构建高管团队迷信异质性指数（如风水认同差异度），匹配企业数字化投入增长率（因变量），引入董事会社会网络中心度（中介变量）分析决策冲突机制。

10. 高管年龄与迷信行为对绿色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

变量设计：划分高管年龄阶段（调节变量），检验迷信行为（如并购签约择日）与并购后ROE（因变量）的关系，控制行业景气度与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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