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数据+代码免费分享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 2006-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 2012 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变化影响着亿万居民的福利水平。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规模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2021 年,中国能源消费数量达到1990 年的3.97 倍,二氧化硫累积排放超过 29551.77 万吨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把发展绿色金融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作为现代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绿色金融既具备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特征，又兼县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减少“两高”行业的信贷配给,影响地方和企业的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结构改进,加快生产方式向清洁生产转型。

本文使用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降低了企业的环境末端治理.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变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源配置。但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在不同企业行为的影响下并非是同质的,会受到企业行为的调节。

（2）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同时通过外部约束资金成本和融资渠道两类、内部控制两个主要机制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行为。

（3）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处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会选择开展更多的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末端治理的减少程度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越高,越可能在绿色信贷政策下承担更多环境社会责任。

本文还回应了关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表现不佳的观点,结果表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并不会影响企业污染负外部性的内部化,也不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性。

（1)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减少企业缓冲机制,分类推动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根据本文的结论,绿色信贷总体能够改善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但也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调节作用: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降低资金成本,减少承担前端治理、末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投入;另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较高的企业会加快环保投入向前端治理转变,减少末端治理和增加绿色办公的资源投入。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加快完善绿色信贷标准、评价体系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内部化污染成本的能力,加快环境治理水平全面提高。对于商业信用较高的污染企业,要更加完善信息流动机制,强化绿色信贷的引导作用,通过信息在市场中的传递降低污染企业的商业信用，从而减少企业替代性融资行为对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对于资金使用效率较高的企业要提高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对前端治理的放大作用。  

(2)注重环境问题的企业内部治理渠道,增强企业环境治理意识和水平,强化政策和企业对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企业的行为选择,企业的缓冲行为内部关注度和高管的教育背景都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绩效,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关注度越高或高管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越强,越可能遵从绿色信贷的政策要求。因此,在合理开展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外部约束的同时,必须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提高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导向改变污染活动的成本,促使企业更加关注生产中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政策解释、业务宣传等方式让企业和高管直观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标准和具体形式,在理解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3)合理搭配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政策,在发挥绿色信贷约束作用的同时,形成环境社会责任激励机制。单一的市场激励手段难以取得良好成效,缺乏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也难以实现所有行业的绿色协调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明显好于其他地区,高管受教育程度良好的企业也更容易在绿色信贷政策下改善自身的环境社会责任,这些不对称性均说明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在未来的绿色信贷政策发展中，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减少环境表现不佳企业的经济资源:二是要构建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机制,仅仅发挥绿色信贷的约束机制会造成金融可得性和绿色环境责任履行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非协调性,开展差异化激励手段,对环境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和优惠,扭转企业将环境社会责任视为经营成本的治理理念,有利于保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改善绿色信贷政策的总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