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主要发现
本文构建包括企业和家庭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促增长”和“调分配”双重视角开展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参与机会分享和发展成果分享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基础性和享受性支出,缩小群体内部的收入和支出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社会参与和财富创造效应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收入效应和降低消费成本增加居民支出,两类影响机制在低收入(支出)群体中更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数字鸿沟”影响,数字经济对非常规任务中低技能、农村、西部和东北地区群体的创收增益效应并不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分享性.积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使用的微观家庭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1年、2013 年2015年和2017年4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其余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企研数据一一工业互联网专题数据库》、《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等。
政策启示
第一,应继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升级。具体包括制定相关政策为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应用提供良好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基于互联网平台继续推进数字经济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发挥平台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网络效应,打造数字经营生态体系:以科研院所、数字化企业为依托大力培养数字技术人才,积极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一方面能够加快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第二,应积极发挥数字技术的分享和普惠效应,进一步缩小群体内居民收支差距。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不断加深数字技术对低收支群体的渗透,使其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获益是缩小收支差距的重要途径。为此,有关部门要进一步降低数字设备的使用成本与门槛。引导数字经济创造新型就业机会,对创业群体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积极改善低财富者的收入处境,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居民进行创业或投资,同时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制度,有效调节收人差距。此外,应进一步推广数字支付,完善电商平台,打造和优化线上消费生态,不断创新数字产品,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激活全国统一消费市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第三,应妥善应对数字鸿沟现象,更具针对性地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数字鸿沟是制约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也是阻碍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一方面要加强农村、中西部偏远山区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完善光纤、5G基站、云计算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与渗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低收人、低财富、低受教育水平等数字化时代中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针对性增加教育经费投人弥补其在教育、住房、医疗、设备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其利用数字技术创收增益的能力。
第四,应大力优化劳动就业市场,妥善应对智能化、自动化数字技术对常规任务部门劳动力的冲击。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可能挤出部分从事常规任务的劳动力,降低其收入份额,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对部分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妥善解决失业人员的转岗就业问题,鼓励柔性就业和灵活就业,大力支持分享经济、外包服务等新型就业形式的发展。同时,深化社保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和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社保体制,保障与数字化相关的新型就业人员的待遇和福利水平。此外,还应加大对非常规任务部门中低技能群体的互联网技能培训不断提升该群体的整体数字索养,使其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
作者:陈梦根 周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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