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翰，生卒年不详，其创作活动在南唐。南唐地据江南，山青水秀文化发达，后主李煜特别喜好绘画，他在宫中设立画院，集中绘画名手，专门从事创作，王齐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生平事迹画史记载极为简略，据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他在建隆二年(967)时任翰林待诏，工画人物，并以笔法细致著称。北宋开宝末年(969—976)有个商人叫刘元嗣的，在金陵用二百金购得王齐翰所画罗汉十六轴，并携至开封，后为宋太宗命名为“应运罗汉”，并收藏于内廷秘府。可惜这十六轴罗汉今已不知下落，《勘书图》则成了王齐翰唯一留传于世的画迹了。
《勘书图》，绢本，设色，纵28.4厘米，横65．7厘米，现收藏于南京大学。据苏东坡于北宋元佑六年(1091)六月二日《跋南唐挑耳图》记载，此图先为著名画家王诜(晋卿)所有，王氏是宋英宗的女婿，家中有“宝绘堂”，收藏极富。王诜之后，此图转入朝奉大夫王定国手中。此期此图名曰《挑耳图》，后经宋徽宗赵佶御题命为《勘书图》。从画面上看，似乎以挑耳图较为贴切，然如细细品味，我们会觉得宋徽宗的定名是极有道理的。
我国的雕版印刷起于何时，目前说法尚难统一，较多人认为始于唐中晚期，因为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卷，刻印于唐咸通九年(868)。但是从目前所存实物来分析，我国刻书于五代才有较大的发展。后唐冯道在长兴二年(932)主持刻印的《十三经》和后蜀毋昭裔主持刻印的《昭明文选》等大部书籍，都在雕版印刷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五代刻书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阶段。有刻书就必然有一个校勘的问题，在当时，这类事自然只有文人士大夫能够承担。图中这位士人安坐于书案之前，宽袍、大袖，袒胸伸腿，一手抚着椅把，一手在挖耳朵，何其惬意。神态更为生动的是，他的手虽在挑耳，但目光却盯着桌子上铺开的书卷，这完全是士大夫勘书之余自得其乐的刻意描绘。所以我们可以说，宋徽宗的定名确实点明了此图的实质。
北宋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曾评论王齐翰画人物“不曹不吴，自成一家”。我们知道，画史上曾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称，这是因为北魏曹仲达画人物用铁线描，表现的对象体态稠迭，衣服紧窄而贴肉，就象刚从水中出来一般。而唐代吴道子画人物用兰叶描，笔势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就象在风中一般。前者重在强调质感，后者则突出了动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此图人物的描绘用笔轻重得宜，起倒有致，流畅磊落，既注重线描的力度，更着意于神态的刻划，兼取两家之长，刘氏的评论是颇贴切的。
上面已经提到，现存五代人物画还有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和《重屏围棋图》等，相比之下，这幅《勘书图》有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此图将人物置于左下角，而将绝大部分的画面留给了一扇大屏风。屏风的应用始于何时，虽然不十分确切，但东汉画像石以及东晋顾恺之的笔下均有所反映。上述几幅人物画更以陈设大屏风为共同特点，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时尚。然而，此图屏风上的山水画更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中国的山水画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始于隋唐，并逐渐形成了以李思训为代表的工笔重彩一派和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一派。到五代，荆浩、关仝、董源等的出现，标志着山水画的成熟，对北宋山水画的兴盛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王齐翰虽为南唐人，但从此图屏风上的山水画看，它既有董源笔下山村密林、烟云掩映、一片江南的滋润，更渗透着荆关一派峰峦重叠、气象萧疏的关陇风貌。
